政治之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0日10:23 三联生活周刊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此后若干年，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此外，华国锋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也就此做过发言，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后期，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一样，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员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王璇梅回忆，“文革”期间，李先念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我们看电影时，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与老帅、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李先念，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几分钟后，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

　　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华国锋：在和李先念见面之前，是否找过叶剑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传记组的高敬增教授对本刊记者打趣说。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

　　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在行军时，听到大衣口袋里叮咚作响，掏出来一看，是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现在我是80岁的人了，想老娘！”60年后，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

　　战场告别的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食管癌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老儿子。李先念的妻子姚泽辉变卖了陪嫁的首饰，掩埋了婆婆，有人逼她再嫁，不同意就来抢亲，她被迫去静山庙当了尼姑。

　　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也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李先念非常敬重自己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但是陈有元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王树声的妹妹和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朱玉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曾对他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全国解放不久，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了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个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从另一方面，在政界工作的李先念与军界的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主席很重视”，这大概也是李先念“不倒”的原因之一。

　　程振声说，有人说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实际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两次靠边站，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文革派”闹翻，上演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没倒过，只不过是没彻底倒，这一点跟叶剑英有点像。”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李先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斗争策略。程振声说，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与“文革”派的关系，李先念说：“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毛泽东回答：“你就敷衍他们。”后来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还说过一句话：“人家是敷衍你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乱局中，李先念协助周恩来，竭力将这场运动的影响缩至最小。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会议，介绍毛泽东指定的3名副总理人选——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在介绍到李先念时，周总理特地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九一三’以后，甚至更早一点，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从来没有泄气过，一直工作。大字报反对他、打倒他，他还工作。”在传记组看来，这是对李先念在动乱年代工作的高度评价。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期间工作的人都受到严厉批评，李先念在湖北意味深长地说：“不要以为在‘文革’中工作过的人日子好过，我们也想被打倒，这样就可以不用动脑筋，也不用想怎么和他们斗争了。”

　　晚年，邓小平、陈云与李先念3位元老继续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朱玉说，这3位元老中，李先念有时也扮演中间人与协调者的角色。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印象中，性格温和的李先念，“很少有声色俱厉的时候”。1954年被调到北京后，有关方面安排李先念住在按院胡同。工作人员给房子粉刷一新，又重新加固，院子四周加了电网。“老人家一看真发了脾气，把我和另外一个秘书找去，问这是谁拿的主意，批评我们这样做太脱离群众。”负责房屋维修的是财政部行政处，处长赶来向李先念解释：粉刷廊柱是保护木材的需要，拉铁丝电网则是公安部的统一规定。李先念这才消了气。后来因为工作变化，李先念一家又搬到中南海东华厅，有一次房子需要翻修，黄达问李先念有什么要求，李先念想了一下说：“我爱洗头，你给我安个大脸盆吧！”这是这么多年黄达记得的李先念提出的唯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