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回顾3：1949年的武汉——通衢活力

　　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前，一位犹太学生成为刘绪贻的朋友。这位美国同学去过中国解放区，他有无数的延安的传奇要告诉刘绪贻——解放后，刘绪贻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位同学是受组织委派，帮助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神奇的故事不仅美国犹太同学这一件。武汉解放前夕，社会学家刘绪贻已成为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需要帮助共产党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调查整理武汉大学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员的思想状况。后来，刘绪贻意外地读到他曾参与编写的《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手册，上面记录他本人，“有点进步，有点怕”。

　　共产党对一座城市的细部了解到这种程度，其全国解放进程当无可意外地顺利。如果从细部回到相对宏观面来观察，仅以武汉大学为例，当时除了中共武汉市委有驻武大支部外，还有中原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充分调动了5000多名各行业进步市民，从各个角度迅速开展工作。正是如此卓有成就的工作，使这座城市的“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有序、深入地展开，120万人的特大城市极有秩序地承续下来，完成平稳的更新。

　　张之洞之前从政治与地理的角度描述武汉这座城市：“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通衢的意义是一个向四方延展的中心，共产党因此在策划武汉和平解放前就格外重视这座城市，这里凝注着战略眼光，他们要通过这个经过充分准备的“九省通衢”的平稳交移，奠定南京、武汉、上海的政治基础，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进一步胜利推进，保证在一年内完成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九省通衢”的稳定还建立在另一层基础上。在武汉之前，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共产党，通过拥有“土改”后农村阵地的支持，保证了城乡交换、农村对刚解放城市的供应。到武汉，因为农村工作跟不上城市解放的步伐，变成了一个例外。因为大城市解放的速度越来越快，武汉周边来不及产生大面积的农村根据地，刚解放的武汉就成为一座相对意义的“孤岛”。在解放后城市供应产生困难的时候，城市接管、城市秩序重建只能与农村“土改”工作同时推进。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于是又在此过程中展示出了惊人的效率，城市与农村工作的彼此结合，很快在武汉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

　　1949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进步人才，他们很快转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个从腐朽中重新诞生的城市都充满活力。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23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主笔◎李菁

　　“黑白之战”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时病情发作，疼得满头大汗，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此外，李先念还有神经衰弱问题，经常失眠，有时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锻炼。在反攻的日子里，鼻窦炎、额窦炎又经常发作，每天额头内发痛、发冷、发热，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时间，李先念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邓小平与李先念的谈话显然即出于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他住处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让你回湖北工作。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西柏坡会议之后，李先念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此后再也没有复发。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5月17日武汉解放当天，李先念给潘梓年写信：“原伪《和平日报》一部转筒机已坏，但可以修理，现仍放在《和平日报》。据说已拨给四野，四野同志谈，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办《湖北日报》之用。”

　　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李先念不顾医生劝阻出院，带着随行人员南下。他先从北平坐火车赶到河南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乘汽车到汉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到武昌红楼——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那时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李先念于是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很纳闷地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是供销社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