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接管的军管会时期极为短暂，城市很快完成了建党建政的新政权构架，进入到城市建设时期。在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当事人看来，其城市接管和恢复建设的效率之高，除了跟一系列东北、南方城市接管经验有关，更和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在这个城市部署的城市地下工作密不可分。

　　口述◎刘实   主笔◎朱文轶

　　潜进武汉

　　我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到武汉的，当时和我一起到武汉的还有解放前担任武汉地下市委书记的曾惇和另一位同志陈克东。解放前，南方局管整个白区，包括天津、北京，都在南方局领导下。

　　但我们三个人到武汉后，有一年时间都没有碰过头。刚到一个城市开展工作很困难，人生地不熟，我们在没站稳脚跟前，要分别去找工作，争取尽快在武汉立足。

　　后来知道，当年分属不同系统的地下组织在武汉太多了。武汉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工作极为重视。从党中央的社会部，就是后来的调查局、现在的安全部，到中原解放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再到中原解放区下的分区，甚至于董必武董老自己，都有部署在武汉的组织。

　　到底有多少组织，我现在都弄不太清楚。除了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以外，这些组织按使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其工作是从解放区需要出发，给解放区搜集情报和像药品、电信器材这类急需物资；另一类就是我们，完全立足在白区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保护组织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避免彼此间有横向关系发生。有时候不同组织的人也会碰在一起，毕竟一个城市里朋友圈子就这么大，我们交朋友时偶然发现对方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知道彼此情况后，都会主动把关系甩掉，不再发生关系。这在地下党内是非常严格的。

　　我的上级联系人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直到1947年夏天，南方局地下组织汇合，我都不知道曾惇和陈克东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在南方局的上级联系人是谁。刘光当时跟我说，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帮助我在武汉落脚。

　　要在一个陌生城市开展工作，首先要能在那儿立足，这是第一步，所以有用的私人关系很重要，也很宝贵。好在武汉是个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庞杂，这对我们打开局面很有利。通常情况，组织上是不会给你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的，经费主要靠大家交的党费。我一直到临解放前都没有用过党组织的钱，我们交党费是按系统来交，交给每个人的上级联系人，当时都根据各自的收入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曾惇是靠着我们的一个统战关系到武汉的。我们在重庆时有个地下党员叫赵忍安，是重庆市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的襄理，南方局有意在武汉开展工作前，由赵忍安以申请到汉口开办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的名义，先期到武汉打前站。这样，曾惇一到武汉就联系了赵忍安，由赵忍安托人在武汉一家纱厂为曾惇谋个职员的职位。和成银行后来的生意不错，当时的伪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张笃伦都到这家银行兑换黄金和银元，这也给曾惇接触武汉政界上层提供了不少便利。陈克东因为是湖北人，在武汉本身就有些人脉，很自然地以做生意为身份掩护，他在武汉六渡桥附近开了一家布店，专营布匹，兼营棉纱，这家布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交通站，布店的本钱，是地下组织成员们借钱、捐工资筹集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党组织显然从一开始就对我们三人的分工有了明确而周全的考虑：曾惇走上层路线；陈克东主要是跟武汉一些职业青年和社会青年打交道，也负责策反工作；我在重庆时期就是做工人工作，到武汉还是做老本行。

　　我在武汉立足的经历要相对复杂些。刘光给我的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一个叫陈元植的年轻人，一封是给汉口交通路联营书店经理马仲扬的。陈元植是武汉大学学生，他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但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在四川的时候，党组织被破坏，陈元植的党组织关系也弄丢了，他父亲是武汉鼎鼎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武汉商会会长陈经畲。

　　我当时不知道陈元植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以他的家族背景，替我安排一个工作并不是什么难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陈经畲在汉口江边的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我和另外几个从重庆来的工人承包了油行一项修锅炉的工作。这相当于一份临时工，承包任务完后，陈元植又介绍我到他家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这份工作时间也不长，因为肥皂厂要发展，从上海请了一个做肥皂的化工技师，费用很高，我一看既然厂里有专业人手了也就告辞了。还有一个原因，在肥皂厂期间，我已经发展了不少党的外围组织关系和进步关系，工厂作息时间毕竟不自由。

　　这样我找到我们在武汉联营书店的关系人马仲扬，他让我去找武汉老通城豆皮店的老板，老通城老板曾厚诚的妹妹是我们解放区的干部，她的两个快上初中的孩子就寄住在她舅舅家里。这样我就待在曾家做起了家庭教师，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1947年夏天，上面知道我们的工作进展后，才让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我、曾惇、陈克东，还有之前在宜昌开展地下工作的李声簧，就是李汉俊的儿子，四个人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李声簧后来病了，就没有再参加武汉的工作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还是我们三人，分工基本上延续了我们之前一年工作的侧重领域。

　　这之后，我们三人相互的沟通才开始多起来。我们碰头有时候约在茶馆里，有时候在陈克东家，当时陈克东已经结婚了，在江汉关上面不远的后花楼安了个家。有时候也约在小咖啡馆，武汉那时候有很多小咖啡馆，咖啡比较贵，人们一般不大愿意去，所以比较清净，也比较安全。要一杯红茶或者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交流工作了。我和我的下属关系接头基本上也是在咖啡馆。

　　“五师突围”的情报

　　情报工作不是我的主要任务，不过，因为发展组织要接触到大量社会关系，其中也有一些获得机密情报的意外机会。我们在武汉开展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就是一个进步青年提供给我们的。

　　这事讲起来比较曲折。我到武汉不久，有四个本来要进解放区，却滞留在武汉的年轻人关系转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南方局动员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工作是1944年下半年就开始的，到1945年已经有大量知识青年响应这个号召了。为了接应这批人进解放区，南方局青年组在沿途布置了交通站，最主要的一个站点叫“三多坪”，是从重庆进中原解放区，在长江三峡出口的一个镇。知识青年们可以利用事先说好的口号和交通站接头，交通站再给他们安排具体进解放区的路线。

　　这四个年轻人叫刘绵、杨蕴、姜一林和张瑾格，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重庆出发，动身比较晚，抗战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沿途交通站也就撤退了。这四人找不着联系人了，没办法，四处凑了点盘缠，就近到了武汉。

　　他们从武汉写信回重庆，把他们留在武汉的情况告诉给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朱语今解放后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是当初动员这几个人进解放区的谈话人。南方局青年组很快派了个人到武汉，把这几个人的关系转到我这儿来了。这个关系不是正式的组织关系，是进步关系。

　　所谓“进步关系”，一开始就是交朋友，在白区搞组织工作，首先都是从交朋友开始，然后变成了一种进步关系。这个进步关系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这部分关系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

　　南方局青年组在这上面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它既为党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了人选，也给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同时能起到保护党组织核心成员的作用。这些进步青年到武汉后，虽然关系在我这儿，但不会由党组织提供关系来安排就业，都依靠自己各自的私人关系。

　　四个人里的刘绵是陕西人，父亲是国民党中上层的一个官员，他们家的一个至交跟武汉行辕主任孙玉儒有私交。刘绵通过这层关系，很快就在武汉行辕机要室谋了份文书职务，负责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这是个能接触到核心资源的工作，所有要盖章的文件他都要过手。

　　这是我在武汉搞组织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刘绵此后就经常在咖啡馆跟我碰头。一些短的文件，比如国民党行政上的措施、人员调动的信息，他直接背下来口头汇报给我。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1947年6月14日，刘绵发现了一份国民党要调动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包围突袭的机密文件，这个情报非常绝密，不仅有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详细时间，还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兵力部署。

　　情报显示，这次突袭计划的中心指挥所设在花园火车站，并在潢川、商城、宋埠等地设了5个分指挥所，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坐镇指挥。在我们中原军区南面，整编第62师驻咸宁、亘岳一线，整编第5师驻武昌、徐家棚一线；往北，整编第11师驻孝感、黄陂一线，第6绥靖区驻花圈地区，整编第66师驻卫家店、武胜关一线；往西，整编第72师驻麻城地区，整编第75师驻应城、沙洋一线，整编第20师驻襄樊、枣阳一线；往东，整编第7师集结在合肥地区，整编第46师集结在六安、金寨地区，整编第3师集结在商丘、淮阳一线。总计10个整编师和第6绥靖区一部，共计约21万余人，加上地方部队共30万人，呈一个半圆形将中原解放区包围起来。

　　这份文件很长，刘绵费了很多心思，在很危险的情况下，把所有要点都抄下来，然后把抄下来的东西交给我。要知道，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爆发前沿，“停战协议”还在生效，这个事情太大了。共产党在武汉外围的军队，当时老百姓都称为“老四”，实际上就是新四军的第五师。现在消息在我手里，怎么送到五师的人手里？我真是特别着急。国民党的总攻时间就是7月1日，只有几天时间了。那时候，曾惇、陈克东我们三个人还没汇合，连商量主意的人也没有。另外，我们是南方局派出的，不是解放区派出来的，与中原军区没有任何关系，压根儿不知道如何联系。

　　我把我在武汉能使用的关系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包括从重庆带来的和在武汉新发展的关系，就想到一个叫岳建中的地下党员，重庆下来的职员，到武汉后做生意，他认识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我们三个碰了头后，下决心由岳建中硬闯解放区，情报就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他的鞋跟里。陈枫帮岳建中弄了一封美国报社的采访介绍信，这样混过了国民党关卡。岳建中也不认识路，只知道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区边界，他也不知道找谁，见到我们部队的人，就一路打听，说有重要情况向领导反映，这样一层层找到领导机关，最后见到的是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张体学，情报送到他手里。

　　这个情报真是非常及时，拿到消息后，中原局于6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求主动突围，两天后党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就在准备突围的前一天，党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发电报作了4条突围作战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解放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师突围”。

　　刘绵因此立了大功。后来，中原解放区专门派人找到美国新闻处的陈枫，表达感谢，让陈枫转告我，说我们有情报这样往解放区送，太费劲了，还可能会发生意外，以后再有类似情报可以就近联系。内战全面爆发前，在武汉有个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这个小组里有我们一方的人，是中原解放区派出的，主要代表就是后来的武汉市首任市长吴德峰。

　　后来上面考虑到白区地下工作者会有很多紧急情况要跟解放区联系，出于纪律，又要避免跟解放区派出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就给了我们一个同中原军区联络的秘密口号，让我们到要紧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口号跟解放区联系，这样对方就知道是党组织。当然，他们也不会追问是什么党组织，谁都没有这个权限。

　　这个联络口号还真派上了用场。临近解放，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越来越紧张，因为大部分人这时候都脱离了职业，全身投入地下活动，收入来源一断，又没什么储蓄，党费都收不上来了。另外，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镇压这时也处于高压之中，地下组织经常要把一些上了黑名单的组织成员撤退转移到解放区，从武汉到解放区路上关卡很多，这中间要打点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基层官员，这些额外开支看上去不大，但对地下党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包袱。有一段时间，陈克东有个进步关系，他经常偷偷从家里拿些储备的银元出来给我们，后来家里人发现了，这个经费来源就中断了。

　　最后我们实在没钱花了，只有向解放区要钱。这样，陈克东就通过那个口号联系上中原解放区的负责人，申请到了一笔经费，帮我们度过了一场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