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危机

　　我在武汉搞地下工作的4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组织被破坏的危机。

　　1948年6月份，有个从解放区过来的姓周的人叛变了，因此牵出了我们在武汉的几处重要的秘密据点。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我们在武汉发展党员一直极为谨慎，从解放区出来的新人，通常情况我们不急于发展为党员，因为一直在解放区生活的人缺少在白区工作的经验，生活作风方面比较暴露，容易让组织工作出现破绽。但这又有个很大的矛盾，头两年党员发展过慢，会影响在武汉建立党的关系、发展外围组织的整体速度，而比较而言，从白区的社会关系中突击发展党员更不一定可靠。所以，对于从解放区来武汉的人，我还是给予更多信任。

　　这个姓周的就是在“五师突围”后，从解放区出来的，和他一起到武汉的还有一个叫肖惠的。肖惠当时就到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做老师，周的舅舅在汉阳开木材转运店，他就住在舅舅家里，利用生意关系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被我们发展为党员。这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对地下工作没经验，没有隐蔽的意识，长期在一些社会场所出入。

　　肖惠喜欢上了武汉铁路局的一个女职员王欣荣，而王欣荣跟南洋烟厂的程昌是恋人关系，这两人恰好又都是我们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肖惠一心要拆开人家，动静闹得很大。后来，那个姓周的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交代出了肖惠，肖惠出于报复心理，接着牵出了程昌和王欣荣。

　　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是我们管地下印刷品的一个重要基站。国民党特务去抓人的那天，陈克东正好到学校联系筹办地下印刷所，一到门口他就意识到气氛不对，大门前的报警信号被撤除，学校里学生的表现也极不自然。他正想绕出去，迎面撞上了盘查的特务，他对特务说，看到校门口的教师招聘启事，因此来问问报考家庭教师的事，碰巧他随身带了一张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文教处陆近诚处长的名片，就说自己是陆近诚的朋友，这样躲过一劫。不过正好是差不多时间，有几个要去解放区的同志，在武汉什家集这个地方被抓了，他们一直是陈克东联系的，为了避免暴露，陈克东暂时中止了一切外界联络。

　　我的危险更直接，因为肖惠这三个人都是我的下线。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处，但都供出了我的相貌。我身高一米八几，比较高，眼睛下面有个疤，这些特征都很好辨认，我处境很不妙，组织上让我暂时离开武汉去香港避避风头。

　　这样一来，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三个骨干里有两个都有暴露的危险，出于安全考虑，1948年夏天，上海局新派了两个人到武汉作为地下工作领导成员的补充力量，一个叫江浩然，一个叫张文澄。上海局就是南方局搬到上海后改名的，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办事处，它管南方的工作，叫“上海局”，区别于在重庆的南方局，也区别于在香港建的南方局。

　　这两人来了武汉，原来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进行了改组，变为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撤掉省工作委员会的原因是武汉解放在即，党组织决定武汉地下党集中力量来做武汉市的工作。本来我是要从香港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但因为叛徒事件的阴影逐渐淡去，我又十分熟悉武汉工作，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回了武汉。

　　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任务，是做湖北长江两岸的工作，就是迎接大军渡江。这个任务到1948底我们已经不用做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逼近了长江，只不过是没有渡江，解放区的城工部这几年一直同时在城市开始工作，他们把两岸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了。当然联系沙市、宜昌、黄石市委的工作仍由我们联系，但重心全部要放在武汉。

　　新成立的武汉市地下市委成员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曾惇任地下市委书记，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市委常委，我和陈克东任市委委员。

　　保护城市运动

　　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

　　比起之前的地下工作，现在我们的任务其实更具体：为军队进城和接管城市做好全面铺垫。这就涉及到武汉整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各机关、部门、工厂、学校。地下市委只是个领导机构，经过几年发展，整个武汉的党员也才不过500多人，依靠现有组织成员，人手显然不够了。

　　急急忙忙发展党员不现实，尤其在那个胜利的形势下，肯定要防止少数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我们的办法就是快速成立和扩充非党的进步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武汉成立了14个外围组织，涉及到武汉的各个行业，就是为解放后对口接管各个机关单位做准备的。

　　这些组织按照行业系统建立，名称前面冠以“新民主主义”称呼，比如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学生联盟、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只有工人组织没有标上新民主主义，就叫工人协会。它们是非党组织，是党领导的。这既解决了发展党员的慎重和标准问题，又解决了解放前在武汉全面开展“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运动的人手问题。这14个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2000多人，不光进步群众，一批武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行业人才都加入进来。国民党军队溃败，解放军还没进城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真空期”。沈阳、南京解放时，这个时间城市都是发生了骚乱，但武汉极为平静地度过了，这得归功于地下组织的提前部署。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依据外围组织的系统划分，按工人、学生、教师、职员、职业青年把各行业的人组织起来，但后来考虑到，武汉的行政区划复杂，行政机构也多，有所谓“三府两局一会”——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武昌两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可能不会同一时间解放，如果武昌解放晚于汉口，这样按条设计的人力调动就会带来不便。1949年4月，曾惇在一次市委会上提出了《为保护城市度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纲》中，着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解放大军在武汉上下游渡江，粤汉铁路截断前，或三面包围逼紧时，敌人在撤退中有执行有计划预定破坏的时间。汉口敌人撤退后，因退路已断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武昌则尚有这种可能。故汉口青黄不接的时期，必定紧接汉口解放，武昌则尚需密切注视当时形势的发展，提防敌人折回。”

　　根据这个分析，市委决定将原先按系统组织的部署改为按地区组织，就地指挥。把各行业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领导体制，由江浩然负责；在汉口、汉阳建立领导体制，由曾惇、陈克东和我负责。

　　曾惇、陈克东还是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这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正好，武昌市长蒋铭到商会借税款，他对盟员、武昌县银行行长、市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说：“政府决定成立三个自卫大队，因为没有钱、现在只成立了两个，还有一个大队成立不起来，300多支步枪放在库里发霉。”这一情况反映给地下市委后，我们决定，由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我5月上旬坐镇的武汉电讯局当时就已经成了地下市委汉口指挥部，原来的局长，也是电讯局应变委员会主任把他的办公室腾出来给我们，我守在电讯局主要是便于整体协调和调度。当时有几件很急迫的事，国民党要把火车机车从汉口开过江运到武昌徐家棚，便于军队再往南撤退。光有两条腿跑不了，没机车，铁路就等于瘫痪了。我指挥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工人把机车开到汉口的各个地方藏起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得不到之后空袭毁掉机车，一大批机车被开到丹水池那儿，因为那里靠近美孚公司的几个大石油罐口，国民党不敢炸。

　　还有一些重要设施，比如车站的水塔，也担心被国民党炸掉，水塔一炸掉车站就瘫了。我从各个工厂调人把武昌火车站的水塔保护起来，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周围看着，特务来了就跟他周旋。其实也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嘴皮子，比如说，你们把这弄掉了，我们怎么吃饭啊，我们靠这个来养活一家人啊，有时也适当威胁一下。有个奉命破坏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国民党工兵连副连长硬是被我们说动了，最后找到一个旧火车头，把水箱炸了一个大洞，照了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真空时期”全靠群力群防，工人调动的效率特别高，这也反映出我们地下党前些年搞工人运动的成效。武昌三十兵工厂那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基点，国民党最初是下决心要把这兵工厂搬走的。结果，全厂工人采取怠工的办法，拖延搬迁，本来很快就可以把机器卸下来，装箱就可以运走，工人们磨磨蹭蹭，说这里拧不动，那里拧不动，最后只有极少部分军工厂设备被运离武汉。

　　接管武汉

　　军队进城那天我们真是高兴啊，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终于见天日了。南下的大队声势浩大，约有800人，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带队，经天津分为两队，有一队本来要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但在去上海的途中，得知武汉成功解放，就到武汉来了。1949年5月22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武汉军管会)正式入城办公，但实际对外宣布成立时间为6月2日。武汉军管会有委员13人，分有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接管组，主任委员为谭政，副主任委员为陶铸，下面还设有秘书处、行政处和人事科。

　　军管会的同志大多是初次到武汉，对武汉不甚了解。最初，陶铸听说位于汉口的璇宫饭店很大，便打算把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璇宫，但他们后来发现，璇宫里的光线并不太好，几经周折，才找到当时非常繁盛的德明饭店作为办公场所，就是现在的江汉饭店，这里空间宽敞，里面还有一间大厅。委员们周末偶尔在这里跳跳舞、聚聚餐，这大概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

　　解放第三天，在江边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后来的青年剧场、市人委大礼堂，现改建为红太阳娱乐城)，中共武汉地下党成员开了一个会师大会，所有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填写了登记表，党员填的是甲种登记表，外围组织成员填的是乙种登记表，分别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青委组织部保存。大会主要是宣布了新市委，并对地下市委在武汉长达4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衔接地下党市委和新市委。

　　其实武汉市委班子成员很早就已确定下来。因为河南解放得早些，中南局前身是在郑州的中原局，武汉领导班子名单早在中原局就定了，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里的位置的确举足轻重，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由中央直辖，四野总指挥部也在这里，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干部配备相当强大。首任市委书记张平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把他调过来，无疑是看重他在哈尔滨接管期间的经验。首任市长吴德峰更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武汉警察局局长，对武汉情况相当熟悉。相比之下，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刚三十出头，解放后最初的职务才是江汉区委副书记。

　　地下市委虽然不存在了，但有些职能和工作还延续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武汉军管会同工厂、学校、机关，中间的联系很多是通过原来的地下党员。当然他们也直接下命令，让他们办移交，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但要下命令，还要里边有人来接应。这个接应就是原来分布在这些机关里的地下党员的任务。我们一解放就都穿上军衣，我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武汉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很多时候我就跟随着军管会成员，像谭政、陶铸，他们那里商量什么事，我就参加，因为随时需要地下党做配合。

　　接下来就是正式建党建政。一个是党的建立，一个是政权的建立，大概这两个是主要的，同时要建设一些群众组织，工青妇，这些和军管会同时进行，是筹备性的。比如中南有宋一平、吴克石，他们去搞，武汉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子黎智在做。军管会走后，这些就都慢慢做了起来。

　　武汉接管对于全国新政权建设的一个贡献是，对城市基层政权建立的探索。国民政府也曾试图在街坊一级建政，由于资源、时局和理念诸方面原因，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则成功地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政权组织延伸至街道。武汉市委对这块工作非常重视，刚一解放，就派人到里弄去做工作，做居民的发动工作，跟公安局都配合好，成立居民委员会，后来设立街道政府。很多具体工作，如供应工作、卫生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对武汉市民的教育，政治、文化上的教育，也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

　　恢复建设的武汉难题

　　20世纪50年代，武汉市的经济改组从解放时起到经济恢复时止，经历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两次大调整，私营工商业这一块恢复得很迅速，1951年，武汉私营工商户和资方总额都较上年增加了10%以上。这一年被武汉人称为“难忘的1951”。

　　武汉遇到的困难看起来相反倒是农村问题。城乡交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或者说断了，这对城市是要命的事情。武汉和东北城市的解放环境不一样，在东北是先把农村控制了，充分把农村资源利用起来了，所以解放城市时，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被动，国民党的城市成了孤岛，一旦解放，物资能从农村充分地供给到城市。

　　武汉不同，它的周边是广阔的非解放区农村，武汉辐射的农村范围又非常大，包括湖北的农村，河南的大部分农村，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农村。粮食、原料，还有很多东西，比如烟厂的烟叶、糖厂的甘蔗、制革的皮毛、织布的棉花都是在农村的，运不到武汉来，所以刚解放，在物资上武汉很困难，军队、老百姓都要吃啊。

　　当时粮食缺口尤其大。因为要支援部队往南进攻，湖南还有剿匪，还有城市潜伏下的反革命组织，国民党的党组织、团组织，这一套的清理，都需要后勤物资。南方人吃的大米供应严重不足，都是从北方运送来小米。所以说，城市是我们领导了，农村我们还没能真正把他们领导起来，得回过头来去做农村工作，发动“土改”，只有“土改”完成才能保证城乡衔接。“土改”前农民是散的，一家一户的，中间还隔着地主、富农，“土改”后农民可以被组织起来，更好地发动起来。

　　城乡交流是个综合体，不光指交通，不简单是买和卖的问题，这里面还涉及到具体的，你把什么给农民？你把人家的农产品拿来，你给他什么呢？你的人民币发行不了，他不相信，人民币还不能流通。一定要把银元打掉，把人民币的威信树立起来。1949年7月1日林彪到武汉的时候就讲，我们当然要做武汉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农村的工作做好，他讲了农村工作对城市的重要性。

　　这之后武汉市委动员了大批干部下乡，我们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也有大量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做“土改”工作。大概到了1952年，就把土地改革基本上进行下来。这虽然是共产党的老本行，但是也很不容易，工作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干部要渗透到农民中去，发现农民中的觉悟分子，形成了骨干力量，再去调动其他人。

　　那时候就靠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很苦的事都是干部走在前头。当时分配还是供给制，吃饭分特灶、大中小灶。抽烟的人，有的可以给一两条烟。我一开始是县级干部待遇，吃中灶，然后就高一些了。像我几乎武汉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去了，就是背上点行李、被子，住在工人宿舍，工厂都是上下铺，你看哪里有空位子，把行李放那里，晚上回去睡觉。有的工人家属宿舍，没有分配的，晚上去借个床。在农村也一样，到群众家里去拜访，了解情况，交朋友，干部都是靠这种硬碰硬的群众基础开展工作的。

　　我前一阵写过一篇回忆共和国前30年的文章。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前30年有很多歪曲，当然是有地方急了，“左”了，但我们靠这种扎实的群众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像大江大河的治理，像我们在武汉修水库，在武汉农村搞土壤改良，都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那时修水库一上都是几千人、万把人，天很冷，背个小行李卷就住在那里，吃大锅饭，才把这些基础设施搞起来。我们在建国60周年回顾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后30年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30年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