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都”阜新：种菜养猪也是条活路

　　从1987年开始酝酿到今天，22年间阜新的经济转型始终有一个首要目标：安置就业。这对于非资源型城市，也有着参考意义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辽宁阜新报道

　　大棚里的机器轰轰作响，但这并不影响原新邱露天煤矿职工郭军在一旁酣睡。他的手上，干活用的帆布手套还没来得及摘下。

　　郭军的妻子说，2002年他们从阜新市里搬到这个叫碱巴拉荒的村子种大棚后，就没有中断过这样辛苦的劳作。

　　那年夏天，刚刚下岗的郭军和妻子、工友们一同到阜新市府大院要“说法”。

　　“有个姓李的市领导当天就把我们领到碱巴拉荒，说这就是你们的明天和希望。”7年后，郭军的妻子向记者讲起那一幕时，还有些兴奋。

　　那会儿，正是碱巴拉荒风光的时候。这个远离城市的小村庄成了阜新人的希望：无论市委书记还是普通工人，都寄望于它的模式能够拯救这座衰老的煤城。

　　碱巴拉荒对于其他资源型城市的意义，甚至还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但是，2003年，几乎全中国都知道了矿工们离开碱巴拉荒的消息。

　　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当年和郭军一起来到碱巴拉荒的上百户工人，如今只剩下十几户。离去者空出了大棚，不过仍有人不断从城区里寻过来，在这些塑料薄膜建筑的温室里培育着自己的未来。

　　“八大井”倒了

　　郭军来到碱巴拉荒的时候，他的熟人里几乎没有不下岗的。

　　那时，阜新“八大井”开始倒闭、破产。这八座煤矿的开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之前，在矿上当工人曾经被看作“铁饭碗”。

　　“八大井”的煤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减少，阜新矿务局自1994年拖欠职工工资，时间最长的达19个月。

　　到2002年下半年四个大矿倒下后，阜新不到80万城市人口中，超过15万人下岗、失业，20万市民生活在低保线下。

　　郭军的19年工龄被1.9万元“买断”，他随即跟着工友去市里上访。

　　根据来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字，这一年中国47个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城市中，已有20个属于资源萎缩或枯竭，其中资源接近枯竭的有14个。

　　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大型国有煤矿纷纷倒闭、破产。

　　阜新的工人们就是在这时被带到碱巴拉荒的。“那时西边是农民大棚，东边这片都是刚盖好的大棚，塑料布都铺好了，上边盖着草帘子。”每个大棚边上还有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矿工们带着行李就可以住进来。

　　村里当时正鼓励农民种香菇，工人们也跟着学种。由于技术员的帮助，第一年家家丰收。按照预计，这个产量能让大家挣上一两万元。

　　但是整个区域集中种植一种作物，导致香菇产量剧增。曾承诺以每斤2元保底的收购公司把价格降到了几角钱。郭军说，这一年若是把政府贷款1万多元买的菌株算上，他家就是赔了这1万多。不少人还搭上了所有的“买断钱”。

　　第二年工人们就匆匆离开了这个小村子。那以后，碱巴拉荒就好像被外界遗忘了。

　　让矿工们有事做

　　对于让工人们去农村，阜新政府的官员有着自己的解释。

　　“阜新在清代是牧区，土地几乎没有被开垦过。人均5.6亩耕地，远高于全国水平。这里有丰富的农业资源。”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主任董彦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首先提出，阜新可以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煤矿资源枯竭的问题。随后，阜新被确定为中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2002年2月，李岚清在阜新调研时，明确提出转型的“重点是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重点目标是就业再就业问题”。

　　“当时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解决下岗、失业问题。”董彦超回忆说，那时没有别的奢望，就是要让矿工们有事做、有钱挣。至于后来发展到农产品加工，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2003年那次有些狼狈的撤退中，只有20多户工人留了下来，“大多是走不了的”。

　　14号棚姓董的工人，原来在阜新氟化工厂上班，2002年揣着5000多元“买断钱”来到碱巴拉荒，结果都搭了进去。“到年底的时候几乎一分钱都没有了，还是老人给了过年钱。”董师傅不是没想过离开，但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工资收入了，不好意思吃老人的”。

　　他和妻子到处借钱开始筹备第二年的菌株钱，“当初家里也反对过，好好的城里人到农村干啥呀。就是没别的出路了。”这一年他已经36岁，“扛大包都没人要。”

　　郭军说，他们到这里就觉得喝水不是滋味，当地农民却说没问题。工人们后来把水拿去化验，发现氟超标，这才明白村里农民普遍牙黄的原因。

　　但是一时没钱改善，留下的工人们，牙齿也慢慢变得不那么洁白了。

　　从2002年到2004年，阜新矿工下岗最高潮的时候，政府在近郊建立了七八十个与碱巴拉荒类似的农业示范园区。人来人走，总有留下的。现在，这些园区安置了2万多名下岗失业职工。

　　农产品加工解决2.5万人就业

　　董彦超觉得，这些农业示范园就好像“星星之火”。现在阜新有万头以上的养猪场11个，5000至1万头的23个，几乎都是当年农业示范园发展而成的。

　　最后留下的工人集中到了最适合阜新的农业产品类型：由于缺乏水资源，种植业受到了一定限制，养殖业发展了起来。

　　开始政府设计了三种类型：职工自己出资建大棚，政府建设由职工租赁经营，职工到民营的农业企业中打工。时至今日，最后一种类型成为主流。

　　“职工个人经营，资本小、承受能力弱，对市场的了解和应变能力不够。”董彦超总结说，现在农业示范园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主要办法，就是吸纳他们去规模化的农业企业种菜养猪。

　　在这个逐渐集中明确的过程中，很多本来就困难的矿工，付出了自己本不丰厚的资本。

　　与郭军一同到碱巴拉荒的有100多个新邱矿工。他们第二年从这里撤出后，回到新邱开了养鸡场，其中就包括最早带大家来的新邱露天矿工会副主席。这个养鸡场不久因为资金问题陷入困境，但后来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为一家上海公司的基地。这就是董彦超所说的，发展农产品加工。

　　碱巴拉荒也与丹东企业合建了一个总投资500万元的食用菌加工基地，用来解决本村和周边地区的食用菌销售问题。

　　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解决了2.5万人的就业。

　　还在环境和市政上还账

　　“我们这7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就业观念，最大的成果也是让工人的就业观念有所改变。”董彦超说，2002年之后，随着其他大矿的破产，阜新又有大约10万人下岗失业。“我们每年安置超过5万人，但是现在仍有10万人没有工作。”

　　阜新每年输出农民15万至20万人，下岗工人只有1万多。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的岗位都不太适合工人，另外就是工人们“舍不得”出去。

　　阜新资源枯竭的预警最早在1987年就提了出来。

　　而在转型初期，当时的市委计划了大量接续产业项目，打算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市。这些化工、纺织项目大多也以高就业为原则——是当时辽宁发展新项目的原则之一。

　　以煤化工项目为例，计划投资超过40亿元，并先期投资3亿元开工建设了一个化工园区。然而由于建设周期太长，园区的主要项目还没投产就被淘汰。到21世纪初，阜新开始改变转型思路时，已经错过了“缓冲期”，下岗失业潮扑面而来。

　　“高科技现代化产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力节约，这与我们安置就业的目标明显冲突。转型这么多年，这个矛盾始终无法避免。”董彦超告诉记者，包括阜新近年发展的新型能源业，都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虽然仍有上访，但多以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这说明最近这些年没有因下岗失业产生新的矛盾。”董彦超告诉记者。

　　7年间阜新的财政收入由4亿多元增加到14亿多，平均每年国家和辽宁省还会拨大约10亿元资金，但大头都用来偿还“环境债”：填充空陷区、外迁居民、改造棚户区。棚户区改造后，银行贷款的年利息就接近1亿元。

　　有一次去沈阳开会，记者问董彦超为什么阜新转型这么多年，有些数据反而跌到了全省最后，董彦超立时充满委屈：过去国家从阜新调运煤炭的调拨价是成本的一半，年底虽然用国家财政抹平亏损，但煤矿和地方政府都没有钱发展，连路都修不起。

　　现在能源价格上涨又向市场开放，原来排在后边的城市因发现矿产冲了上来，“我们还在环境和市政上还账”。

　　一年挣两万的大棚

　　显然，由于大型煤矿的停工和限产，加之政府投入，阜新环境已经得到改善。在新邱露天矿附近居住的工人说，现在洗衣服的频率已经和在外地差不多了。

　　农业的发展也是环境改善的原因之一。但在确定这个方向时，决策者受到了“从工业向农业退化”的质疑。到2003年，大量工人从阜新近郊的农村退回城市。

　　不过，2004年起，留下的工人就见到了回报。“种的人一下少了，香菇的价格就上去了。”郭军说，他现在拥有两个大棚，其中一个专门作为生产基地不种植作物。记者到这里时，他雇了十多个农民将锯末和香菇菌混装到塑料袋里，准备蒸一下后栽种。他的大棚每年能赚大约2万元。

　　董师傅则比较保守，他栽种的菌株数量只有郭军的一半。现在他已经还清了外债——第一年从政府拿菌株的钱除外，其实那些中途退出者都没有还上这笔钱。

　　碱巴拉荒工人们的生活还很艰苦。郭军家的情况稍微好些：在房前用塑料布搭了一个外间屋，火炕上铺了地板革。而董师傅家唯一的桌子上虽然供着财神，却只有一台电视机。

　　这些小房子不能和农民宽敞的大砖房相比，就连大棚的院子都不同：农民会用砖砌起围墙、装上铁门，工人们则多像董师傅家一样围了篱笆院。

　　他对现状有些抱怨，但也承认，在碱巴拉荒种大棚，“也是条活路。”

　　作为农业的再发展，阜新正希望上马皮革加工项目，用来解决肉食加工后的猪皮、牛皮。董彦超认为，整个城市以农村示范园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正在向纵深发展。

　　当然，像其他转型城市一样，阜新也竭力在各类行业都取得突破，比如建设中国液压之都、发展铸造业。4月，阜新到香港招商，签订了46亿美元的多晶硅项目。只是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今年起多晶硅产能将进入集中释放期，供应过剩逐步明显。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新项目就是工业遗产游，其核心是用1亿元将海洲露天煤矿改造为国家矿山公园。阜新市为此先后4次到沈阳汇报，并派专人驻京以加强与有关部委的联系。

　　海洲露天煤矿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峡谷，4公里长、2公里宽，相当于1120个标准足球场、18个天安门广场。矿坑深350米，拥有中国陆地最低点。从矿顶往下看，卡车还没有指甲盖大。

　　7年了，阜新就从这样的深坑里一点点儿往出挣扎，“也许还要7年，甚至两个7年、三个7年。”董彦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