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希望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有一本指南在手上指导我们如何行事，但灾害往往只是相似，不会相同。我们唯有以日常科学训练的不变应对灾害的万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去年底，协会成立了。令人兴奋，但起步维艰。”李宗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他所说的协会，即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李宗浩担任该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为筹建这个国家一级协会，李宗浩和他的同事们自2005年初就开始努力。熟悉他的人说，李宗浩为中国的医学救援事业战斗了一生，现在终于修成正果。

　　对此评价，李宗浩笑而不语。他语速很快地说：“汶川大地震中医疗救援成绩很大，但也有遗憾，我们一定要珍惜政府批准协会成立的机会，通过协会的力量，把医学救援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传播出去，实现‘关爱生命、科学救援’的宗旨。”

　　李宗浩口中的新理念，就是他呼吁多年的“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和知识普及化”。

　　树立“大救援观”

　　李宗浩回忆起汶川大地震当晚收看电视直播时的感受：“个别伤员被生拉硬扯地从废墟下救出，救援人员不用脊柱板、硬质担架而用褥子、床单就对其进行转移，现场施救人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救援方法会对幸存者造成二次损伤。”

　　他解释说，地震后由于房屋倒塌，一般地说，脊椎难免会受到损伤，但不是脊椎受到损伤就一定会发生截瘫，反而是因为“拉扯式的救援”，或者是获救后搬运方法不当，如施救人员用床单这样的柔软织物护送伤员，会导致其脊椎损伤加重，造成伤员截瘫。

　　“遗憾的是，即使是医务人员也因专业教育薄弱和应急器材装备不足，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群体伤害时就‘捉襟见肘’了。”在李宗浩的心中，医学救援的使命是挽救生命、减轻伤残，因此，“越是在地震等突发事件下，越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救援。决不能以现场情况紧急等为由，毫无章法地开展急救。”

　　李宗浩认为，这种种遗憾，反映出救援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十分年轻，其理念、知识、技能等甚至还未能在医务工作者中普及。

　　救援医学是在现代急救医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医学科学进展的顺序看，先是有对生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人体解剖学的多个系统疾病的治疗研究，再有对危重急症及意外伤害的医院内救治和少量研究。至于在医院外，对危及生命的紧急事件中患者的有效救治的研究，如对心跳呼吸骤停的急救等，还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他对急救医学(EmergencyMedicine)被译成“急诊医学”，急救分会也定名为“急诊分会”，持不同意见。“我不是好咬文嚼字，而是这一字之差，反映出理念的巨大差异并给实施带来巨大的困难。”

　　李宗浩说，顾名思义，“急诊医学”的范围局限在医院内，而对医院外的广阔领域，包括天空和海洋，“急诊”二字是无法概括、难以覆盖的。“急救医学”的学术内涵则丰富得多，能将上述环境涵盖。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院外急救’(Pre-hospitalMedicalCare)的翻译上，有人将之译作‘院前急救’并被广泛采用。这种译法漠视了基本的对应关系。显然，‘院前’对应的应该是‘院后’，这是前后的过程，只有时间没有空间；而‘院外’才能跟‘院内’对应，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灾难事故现场的‘时空’需要大量的抢救，只有‘院前’怎么可以？”

　　他认为，这两处翻译问题，其本质是没有跳出以医院急诊科为主的救护概念，仍然认为医学救援就是医院外的急诊和对伤员的简单运输。“而在现代社会，单纯依靠医院急诊科实施医学救援的想法早已落伍了，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已经接受，医学救援必须打破医院的围墙，与社会各方力量协同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灾难后的‘挽救生命，减轻伤残’。”

　　这也是李宗浩几十年来不断呼吁树立的“大救援观”。在他看来，医学救援是综合救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

　　汶川地震中，一些医疗救援队伍就因缺少其他救援力量的支持而遭遇尴尬：有的千辛万苦赶到灾区，却对压在钢筋水泥下的伤员一筹莫展，有的由于物资等装备不足，反而成为等待救援的对象……

　　李宗浩说，发达国家应对灾害的医学救援，不仅仅是医学技术，还有抢险救灾技术等。美国采用的是消防、医疗和警察系统联动的综合救援。其救援电话只有一个911，不像我们有110、119、120、122、999等，紧急情况下，你只要拨打911，接听方就会根据需要或单独安排救护车，或安排救护车和消防车同行，或安排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同时出动。其消防车的功能也不只是救火，而是救灾救险，消防车一般都配有紧急医疗器械，车上人员也经过医学培训并获得相应的专业证书。

　　李宗浩说：“国内一些大医院的急诊科能力很强，对院内急救的经验也很丰富，但灾害常常是发生在医院外的各种各样的现场，对于这些天灾人祸的考验，我们如果还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医院的急诊科，那么其理念、技能、装备和运作机制等是无法满足现代急救的需要的。”

　　普及急救知识

　　“值得反思的还有预防文化的缺乏。社会往往认为救人是医生的事情，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及时向急救中心求救，公众的急救知识普遍欠缺。”李宗浩说。

　　李宗浩的亲身经历使他明白，美国人之所以能在“9·11”事件中处乱不惊，与其日常获得的救援理念、知识、技能和救援训练、演习等关系密切。

　　“他们非常强调‘第一目击者’的概念。我曾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里遇到一位客人突然倒下，现场‘第一目击者’——服务员马上拨通911，救护车在4分钟后赶到。在这4分钟里，服务员立即对其实施心肺复苏的基础急救，这为随后的抢救奠定了成功基础。”

　　他说：“心源性猝死的最佳抢救时间，仅有宝贵的4～7分钟，最多不过10分钟。错过了这几分钟，效果剧减，再好的医生往往也无力回天。而这种紧急状况，往往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机场、在餐厅、在家中、在路上等医院外的各种地方发生，因此，是否错过一条可以挽救的生命，常常要看‘第一目击者’是不是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急救。”

　　“在美国，餐馆、民航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必须持有心肺复苏技能(CPR)证书，一旦顾客出现状况，能保证其在第一现场就能得到有效救治。”

　　李宗浩说，急救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救命，而救命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心肺复苏。以心源性猝死为代表，最及时、最有效的抢救，可以概括为四个“早”，即早期通路(拨打急救电话)、早期心肺复苏(“第一目击者”施救)、早期心脏除颤(专业急救人员施救，或由“第一目击者”在有条件的现场施救，进行体外自动心脏除颤即AED)和早期高级生命支持(专业急救人员应用救护车等专业急救装备施救)。

　　对此，李宗浩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急救意识，把急救知识、急救技能，特别是心肺复苏技能向社区、向社会普及，让“第一目击者”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抢救。然后，积极构建我国的城市急救网络，包括给救护车以规范、基本的装备，寻找好的机制让其接到求助电话后也能在4~7分钟抵达现场。

　　“我国急救车的设备在城市比较先进，但在大部分地区还较落后。除了经济条件的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还只是把救护车当做单纯的运送病人的工具，没把它当成抢救危重病人的场所——一个移动的急诊室。”

　　此外，目前急救中心的理念和运行仍未能摆脱“医院模式”，以致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仅被投放在医院。“你可以设想，一个大城市如不建立完善的急救网络，急救半径过长，拥堵的交通、遥远的路途，会吞噬多少生命。”

　　启动救援护理学研究

　　李宗浩还呼吁推动救援护理学的研究。他认为，医学救援如果离开了护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将难以承担其使命，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发达国家的专业急救人员往往包括护士。

　　在他看来，“救护”一词本身就明确地涵盖了急救和护理两层含义。在突发事件的医学救援中，维持并恢复生命的基本抢救技能就是心肺复苏技能。在该项技能未能在社会中普及的现实情况下，具有职业护士资格的护士，可以说是进行此项抢救的主力人员。

　　此外，灾害事故的现场医学救援常常包括奔赴伤病员的集中点、难民营等进行巡诊医疗。这些伤病员的伤病情况一般比较明朗，但人数众多，急需及时进行各种创伤急救护理操作，包括软组织损伤、烧伤的清创处理，保持呼吸道通畅等。

　　另外，幸存者还需要护士的心理支持。“即使在异国他乡、语言交流困难的情况下，护士的天使形象和护理操作也会给伤员心理带去安抚和支持。”

　　一位投身救援事业多年的医务工作者告诉本刊记者：“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都希望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有一本指南在手上指导我们如何行事，但灾害往往只是相似，不会相同，我们唯有以日常科学训练的不变应对灾害的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