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兴保 男，46岁，什邡市红白镇木瓜坪村人，红白镇人大副主席，地震中失去妻子。

　　失去亲人的基层官员，比常人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他们要用更多的坚强和微笑，包裹悲伤，撑起人生。

　　一面之缘

　　雷兴保的家在红白。红白是个好地方，紧邻矿山，物产丰富，豆干、茶叶川内闻名。他在这里生活了46年。 

　　我和雷兴保能成为朋友，是因为去年的那场地震。红白当时是重灾区，我去采访遗体安置，一个工作人员把我领上山，在忙着挖坑掩埋遗体的人群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雷兴保。疲倦、苍老，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干涩的眼睛，他穿着一身沾满了泥巴的迷彩服，晃晃悠悠，朝我们走过来，我觉得他马上就要摔倒了。 

　　他是红白镇的人大副主席，从地震起，就负责遗体掩埋。站在成片的墓群中，他双手叉着腰，靠在一棵树上，沙哑着嗓子，回答了我的一个个问题。后来，他低声和我说，那个坟，是他老婆的。说完，抬起头，望着远处。我看了一眼他手指的方向，坟前插着一块木板，写着“爱妻罗均献”。 

　　有个摄影记者想让他在妻子的墓地旁拍张照片，两米远的距离，雷兴保却不肯再走近一步，我看见他抬手擦掉了眼泪。 

　　后来，我没有问他和他老婆的故事，也没来得及再去看他，就离开了红白，离开了什邡。 

　　一年后，再次来到红白，我拨通了那个一直存在手机里的电话号码，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你在红白啊，我在你们北京，要不可以请你吃饭”。 

　　他还记得我，我没想到。“只是想来看看你。”我对他说，“等你回来。” 

　　那双眼睛 

　　再次见面，雷兴保开着一辆皮卡，到村口接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到墓地看过了吗？” 

　　我点点头，见他前，我特意先到墓地坐了一会儿。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笑了，“怎么样？还成吗？” 

　　雷兴保正在负责把地震时的临时墓地建成一个规范的墓园，已经初具模样，急着听到意见。 

　　我说，不错。他说，真的吗？ 

　　我点点头，认真看了看他，瘦了，不过穿得很精神，浅色横条纹的T恤衫，深蓝色的裤子，白头发很多，不过修剪得很整齐。 

　　到了办公室，他拿白开水招待我，我嘲笑他，一个人大副主席，连点茶叶都没有。他说：“我不喝茶。” 

　　我问他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当然好得很。” 

　　我说，家人还好吧。他说：“地震后，父亲查出了癌症，春节后，死掉了，我把他抬回了山上的老家。母亲四五年前就得了帕金森，还是老样子。两个女儿在读书。” 

　　“我胖了吧？”他问，“伺候了父亲半年，他走了，我就解脱了，立刻开始长肉。”他以为自己讲了个笑话，看着我笑。我有点恍惚，无法把眼前的这个雷兴保和记忆对上号。 

　　“老婆呢？”我试探着问。他停止了微笑，把头倚在墙上，望着天花板，似乎瞬间陷入了悲伤，“还不想想这个”。 

　　屋子里一下变得安静，只听得见外面的雨声。白晃晃的光穿透窗户，打在雷兴保的脸上。我又看见了那双熟悉的眼睛，疲倦、忧郁、伤感。 

　　明天会更好 

　　在红白，雷兴保是个官——人大副主席，震后分管遇难学生安置和学校重建。 

　　我们在办公室闲谈，有个妇女来敲门，进来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抹眼泪。她是来找雷兴保谈迁坟的事，墓地重新规划后，她孩子的坟要迁到山上，做母亲的不忍心，觉得惊扰了孩子刚刚安逸的生活。雷兴保得做通她的工作。 

　　“大家都在上面，你不迁，孩子一个人也孤单啊，到了上面，和大家一起耍，多快活。”雷兴保说。 

　　孩子的母亲又担心工人活儿干得粗糙。 

　　“我老婆就在那里，你还信不过吗？放心，一定给他找个更好的地方。”他说。 

　　孩子的母亲点点头，想想还是伤心，坐在办公室里，把孩子遇难的经过，又讲了一遍。 

　　雷兴保不打断，听完，安慰她：“都过去了，娃娃不在了，你还得好好活下去……” 

　　送走了访客，雷兴保坐回沙发，一只手托着额头，另一只手不停地转水杯。他好像很累，不再和我说话。或许，这一年，他已经倾听了太多的故事，每个都有相似的情节，反复勾画着他刻意隐藏的悲伤。 

　　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沉默，雷兴保回过神，清了清嗓子，和电话那头商量工作。 

　　挂了电话，他又恢复了活力。 

　　“你信不信，地震第二天，我就不难受了。” 

　　我不信。 

　　“真的。”他说。然后到QQ空间里，翻出一张张照片给我看。我注意到，他QQ的签名，是明天会更好。 

　　照片是去年在北京看奥运会时拍的，他挥舞着一面国旗，在硕大的鸟巢前，斯文地笑。 

　　去年，因为在救灾中表现突出，雷兴保获得了很多荣誉，去了两次北京。 

　　除了证明自己过得好，雷兴保没有任何倾诉的欲望。我总觉得，似乎有那么一扇门，竖在我们中间，我找不到那把钥匙。直到见了他的朋友——谢主任。 

　　那些深埋的爱 

　　谢主任和雷兴保是老相识，一起在镇政府干了20多年，我搭他的便车回什邡。路上，我说，雷兴保真乐观。 

　　谢主任说：“见了你们，他当然得撑起来，平时，才不说话。” 

　　我问谢主任，雷兴保为什么不喝茶。 

　　“地震的时候，他正在路边喝茶，地震后，就再也不喝了。”谢主任说，“其实，他就是那么个人，不爱打麻将，不爱吃酒，不爱耍，只是一心忙着工作，顾家得很。” 

　　“一年了，雷兴保怎么没再找个伴儿？” 

　　“他还没想通吧，他和老婆，好得很。她老婆，多好，多支持他工作。我们都不敢和他说再婚的事，一说，他就急。” 

　　这个活在雷兴保心里的女人，如今安眠在他自己负责的墓地里。她叫罗均献，我没机会认识她。在雷兴保的电脑桌面上，我看见了她的照片，白净、苗条，眼睛很大，看上去很温柔。这是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相册都埋了，雷兴保去挖，一本也没找到。 

　　照片放在电脑桌面上，每天打开，他就能看见她。 

　　关于爱人，雷兴保一字不提，只说：“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我们一起过了20多年。” 

　　后来我才知道，雷兴保的沉默背后，藏着深深的愧疚。 

　　谢主任说：“地震那天，罗均献被砸在了宿舍楼里，雷兴保经过，却没有去救，而是直奔了学校。好几个学生家长和我说，他们刚刚赶到学校，就看见雷兴保正在救人。” 

　　3天后，当罗均献的遗体被救援的战士扒出来时，雷兴保还待在学校里，他一眼也没看，直接让战士帮着埋了。 

　　“他是不敢看。”谢主任说。 

　　怎么能难受 

　　我一直试图理解他的选择。可是，雷兴保说，没有什么选择。 

　　“是惯性，直接就往那跑了，是你，你也会这样，地震太强大了，由不得你逃避。” 

　　后悔吗？我问。他用力想了很久，没有说话。 

　　对于“官”的认识，雷兴保似乎也没那么清楚。他20岁开始在红白镇政府当临时工，用了26年的时间，干到现在的位置。其间当过会计、村支书、镇委副书记。 

　　他最牛的一件事，是1995年，在木瓜坪当书记的时候，带头开发了欢乐谷。“这个项目，不夸张地说，带动了红白乃至什邡的旅游业。”说到这里，雷兴保面露少有的兴奋。 

　　不过，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本来想着，这届人大到期后，就换个轻松点的工作，45岁了，也不可能再升了。” 

　　我问他年轻时是不是还有点理想？他说，没有啥想法，每走一步，都是顺其自然，干好工作，就完了。 

　　或许，当官，对于雷兴保来说，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甚至都没有选择，只是路走到了那里。可是，地震让一切都不一样了。雷兴保体会到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责任感。 

　　因为这种突然爆发、无法解释的责任感，他甚至放弃了去救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妻子。同样，因为责任，这一年，他撑着自己。 

　　“你一出去，就代表政府，谁有事，都要找你说，你怎么能难受。”雷兴保说。 

　　反正我不会死 

　　雷兴保不能难受，他只能忙。先是忙着处置遗体，然后忙着安置学生家长，接着又是残联的工作。父亲查出胃癌后，他还要每天往返什邡和红白，忙着照顾老人。 

　　9月份以前，他几乎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难受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笑，笑着笑着，就笑到了现在。”雷兴保说。 

　　我们去了正在施工的墓园，他指挥工人干活，对妻子的墓视而不见。 

　　走到最高处，他回过身，望着下面成片的板房，长出了一口气。 

　　那里是他生活了40多年的故乡，承载着他所有的回忆，他亲眼看着这里变为废墟，碾成尘埃。 

　　“真想休个大假，再也不回来。”雷兴保说。 

　　可是，手机马上又响了，他再一次打起了精神。我听出那彩铃是《我想有个家》。 

　　我们聊起了他的两个女儿，雷兴保很愿意讲小女儿给妈妈的誓言。 

　　“春节的时候，我们去上坟，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会把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烧给你。” 

　　地震后，雷兴保把很多东西都看淡了，以前想着把女儿培养成才，现在只想把她培养成人，“今天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说到这儿，他突然和我提起了北川，提起了刚刚自杀的冯翔。 

　　五一假期，雷兴保独自一人去了趟北川，他只想看看让冯翔绝望和悲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理解他，为了工作，总要回老县城，一次次把伤疤揭开，能不难受吗？他的压力，我们每个重灾区的基层公务员，都有。” 

　　我突然很担心雷兴保。他却又笑着安慰我：“你放心，反正我是不会死的，过去这一年，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还不是过来了，以后，只会更好过。”

　　本报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