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一年后，他们每天跟城里人一样坐着班车上下班，多数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尽管他们离土地越来越远

　　■本刊记者/张雄

　　在板房区，青龙村村民跟汉旺镇的街道居民只有几步之遥。但鸡犬相闻不相往来，他们对彼此显然都不太了解。

　　居民的板房区明显比村民的要整洁不少，无论是屋里还是屋外。虽然有村民的家里铺了地板砖——搬进板房时，他们被告知要在这里住上两到三年——但还是不如镇上居民家的一层地板革干净——后者保持了进门换拖鞋的习惯。当青龙村的妇女在抱怨下午打麻将输了多少钱的时候，汉旺镇的妇女们却为她们年纪超过35岁不能进外地企业的招工名单而遗憾。

　　但他们关心的问题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盖房子。几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后，他们的新房子都会陆续盖起来。他们再也不会住得像现在这样近，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汉旺镇居民还是青龙村村民，他们新家所在的地方都会叫做“社区”。

　　青龙村的重建规划图现在还放在副支书张启云办公室的抽屉里，在这张图纸上，青龙村各个小队的位置都已布置完毕，各家各户横平竖直地排在那些小框框里。除了村委会的几个干部，很少有村民见过这张规划图。在关于重建的各种传言到处飞的敏感时期，干部们并不打算让规划图成为村民议论的焦点。

　　农转非的承诺

　　依照图纸上的设想，青龙村的732户近1794名村民将被统一安置在原来二、五、六队约300亩的土地上。政府会将这块地方以4万元一亩的价钱从村民手中买断，用以支付农民在50年里买菜买粮的费用。4万元的数字，是每亩地700元的农业补偿乘以50年，加上一些其他费用得出的。50年之后，新的承包政策会重新决定这块土地的去向。

　　青龙村历史上就是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从1960年代三线建设东方汽轮机厂(以下简称东汽)建厂到2000年退耕还林，再到2008年“5·12”大地震，青龙村的耕地面积一直在缩减。

　　地震过后的第二天，大批遇难者的遗体需要就近掩埋，政府圈定了青龙村一、三、四队交界处一块长75米，宽42.5米的椭圆形土地作为公墓地址。村民不愿土地就这样被无偿征用，他们拦住德阳市领导要讨说法，对方当众许下承诺：修建公墓占用的一、三、四队村民的户口将全部农转非，政府将为这些村民购买养老保险，这才解了围。

　　浓郁的工业环境

　　失地并未让青龙村的村民承受太多痛楚。相反，在地震前，这里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000元，这个数字比2007年全国农民的人均值高出了近2000。村民们说，要是没地震，“日子好过得很”。事实上从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来，村民们的经济来源跟土地关系就不大。村里的会计马达才说，别的地方的农民每年都要计算种子化肥农药这些支出，青龙村的村民懒得算。

　　青龙村所在的汉旺镇，“依龙山做枕，据绵水为襟”，早在1970年代就是全四川五大工业重镇之一。汉旺的煤矿和磷矿资源丰富，这里拥有全国三大汽轮机生产企业之一的东方汽轮机厂、全国四大磷矿基地之一的清平磷矿等六家大中型企业，镇村两级工业企业近50家。到1990年代，汉旺镇已经形成以机械加工业和矿山采掘为主体，磷化工业为龙头的工业格局。

　　汉旺交通便利，从这里到成都仅两小时车程。镇上居民至今仍对地震后汉旺灾情未及时得到上报痛心不已。“解放军都往汶川北川跑，那边的路都毁了。但到汉旺的路一直都是好的，却没人来救。”整个小镇几成一片废墟，近五千人遇难，汉旺成了绵竹市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一位女居民说，几天前她经过镇上那些废墟边上，“总感觉听见有人还在喊救命。”

　　青龙村的村民就在这种浓郁的工业环境下生活了几十年。1966年，“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东方汽轮机厂动工兴建，地址就选在了青龙村。在之后的40年里，东汽共占用了青龙村三分之一的土地。到地震发生前，汉旺镇的6万人口里，东汽的职工和家属就占了3万人。

　　马达才介绍，从1981年分田到户至今，村民的收入就以做工为主，农业为辅，男工女耕的格局已经延续了近30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耕地还可以管一家人自给自足，粮食蔬菜都不用买。附近的矿场、水泥厂，甚至建筑队，都是村里劳动力的就业去处。后来退耕还林和工业占地后，村民不再种水稻，但在山上林地里仍可种植蔬菜。

　　五分地换一个进厂名额

　　1988年东汽扩建需占用青龙村四队的耕地。在跟村民协商后，东汽决定给四队村民30个进厂工作名额。每个月发工资，退休后有养老保险，但他们的户口仍保留在青龙村，不作农转非处理。此时四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进厂工作就意味着放弃这五分地。当时东汽还承诺进厂的村民在退休后，还可以选一个子女进厂“接班”。这项时代特点鲜明的福利政策在1990年代被国家废止，但在当时而言，东汽的条件对村民显然充满诱惑。

　　四队的村民们都跃跃欲试，厂方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敲定名额。有的家庭四五个劳动力，却一个名额都没抓到，也有的家却抓到了两三个。31岁的杨铁芳和丈夫，还有杨铁芳的两个哥哥都抓到了名额。

　　东汽给他们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9元。杨铁芳丈夫放弃了这个名额，他在建筑队当泥瓦工，一个月也能挣200～300元。家里的土地也并不用每天盯着，还不如让杨铁芳去做这份工。

　　杨铁芳倒是很满足，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着也是耍，“留在这里起码算是稳定，一辈子吃饭不用愁。”签下合同，杨铁芳并没有“当上工人”的感觉。

　　他们是青龙村第一批进东汽的村民，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已经四十开外，而有的尚未满十八周岁。因为他们都付出了半亩地的代价，村里人称他们为“土地工”。

　　“我觉得我还是个农民”

　　69元的工资一直要拿到1992年，这样的收入对于负担较重的家庭实在有些捉襟见肘。终于有四个人选择退出，杨铁芳的两个哥哥都辞职另寻出路。

　　剩下的26人一直坚持了下来，东汽承诺会给他们加工资。从1992年开始，“土地工”的工资开始逐年提高，“国家涨我们就涨。国家也没涨的话，但东汽效益好，也要涨。”到1996年杨铁芳每月能拿到两百多元了。但此时在青龙村，一个建筑队杂工的收入已经是50元每天。杨铁芳跟丈夫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997年国企改革下岗潮，东汽让工人轮着在家倒休。杨铁芳在家歇了一年多，每个月领取东汽发的180元生活费。对这一年多的“假期”，杨铁芳非常满意，因为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外打杂工，一个月也能挣400多。加上单位发的补助，算下来有将近600块钱的收入。

　　在工厂里，杨铁芳觉得跟那些城里的工友关系还不错，“大家在一起都是高高兴兴的。也有瞧不起人的，极少数。”但在待遇上的差别，还是让他们觉得不平衡。“人家(城里工人)涨工资时涨100%，我们涨30%，逢年过节人家拿50，我们拿25，不合理啊。我们这30个人就跑到公司去闹。没办法，领导就讲，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比例的。”既然是国家的事，杨铁芳们觉得也就没有办法了。

　　2007年，50岁的杨铁芳从东汽退休。每月退休金800多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杨铁芳想到自己养老不用子女操心，就很高兴。一个月不干活也能拿钱，周围的村民都挺羡慕这点。

　　杨铁芳说，因为是从“单位”上拿钱，而且有退休金，“土地工”中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工人。

　　“但我觉得我还是个农民。”杨铁芳说，“为什么呢，虽说单位上给我买了保险，但我的户口在农村，家在农村，娃娃在农村，丈夫在农村，我现在退休了还回了农村。所以我是农民。”

　　话虽这样说，进工厂呆了19年的杨铁芳在气质上与其他村民差距明显：衣着整洁利索，表达清晰，更能适应普通话对话。“种地还是很辛苦的，风吹日晒。在单位上班就是把机床一开，你坐一边看着就好了。”

　　“有条件的都还是愿意去的”

　　在青龙村，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几件天蓝色外套，那是东汽的工作服。这家国企在此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像杨铁芳这种被东汽“管一辈子”的员工，在1988年之后便绝了版。20年来每年都有村民进东汽工作，但都是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劳务工)，或属于东汽外包业务的临时工。他们也有养老保险，但在各种待遇上仍与城里去的“正式工”，甚至早期的“土地工”存在较大差距，在有些奖金的发放上甚至会差上10倍。按照村民们的说法，他们“干的是重活累活，拿的是最差的待遇”。在杨铁芳时代，“土地工”还可以找单位领导理论，但“劳务工”和“临时工”几乎完全没有跟厂里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看你不顺眼，下次就可以不再跟你续约。要是临时工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叫你走人”。

　　即便面临诸多不平等的待遇，在地震前，东汽还是因其位置上的便利和稳定的收入，成为很多村民的就业首选。但东汽并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招聘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杨铁芳是小学文化，跟她同去的30个村民里还有文盲。但现在，东汽招人要求起码得高中毕业。单有学历也是不够的，还得跟招工的人有关系才行。如果跟招工的攀不上关系，对方就会说“人够了”。村民们说，有条件的，基本上都还是愿意去的。

　　36岁的郭先贵住在杨铁芳家的隔壁。2004年，从部队复员又在汉旺镇上当了七年城管的他决定换个活法。郭先贵有个堂妹夫，是给东汽招工的一个负责人。通过这层关系，他顺利地进入东汽当上劳务工。一年下来的收入，是两万四千元。“正式工能拿五六万呢。”说这话时，郭先贵很平静，口气中并无不满。

　　对于自己的身份，郭先贵的判断是“半工半农”。而一旁的妻子则肯定地说：“他是农民。我们还有地啊，栽着核桃树呢。”当然，这些核桃树基本用不着郭先贵操心，他妻子一个人足以应付。

　　再也回不去了

　　马达才说，在地震前，每天早上七点四十，东汽开始吹第一次哨，青龙村籍的职工从家里出门。八点钟第二次哨，正好走到工厂门口。中午的时候，村民可以回家吃饭，喝点小酒再去上班。晚上五点半吹下班哨，再慢慢踱回来。这样的生活20年里雷打不动。

　　地震之后，东汽搬到了几十里外的德阳。村民每天出门就得提前一小时，晚上回家又拖后一小时，中午只能在单位吃了，“没得酒喝”。马达才说，地震前村里在东汽上班的有二三百多人，现在只剩一半，离开的人大多是受不了来回奔波。但郭先贵的判断是，全村仍有约四成的劳动力在东汽务工。另外，各地都在搞震后重建，建筑队的活多起来。很多人都加入了建筑队，生意好时，一天就能挣一百元。

　　在跟郭先贵谈话时，来了个风风火火的邻居。他叫张发富，是跟杨铁芳同一批招进去的“土地工”，三年机械车工经验练成熟练工种。但1991年，他觉得车间组长对待他有明显的歧视，便一赌气辞职去浙江闯荡。

　　在浙江，张发富进了余姚几家工厂，他的车工技术没有浪费。几年后，车钳铣四门功课都做得不错。他指着停在屋边的一辆摩托车说：你看这摩托车上，只要有工具，除了发动机，其他零部件我都能造出来。

　　地震中母亲不幸遇难，张发富回到老家，跟父亲一起生活。东汽的人看中了他的技术，曾派人过来请他回去，他谢绝了。现在张发富跟着建筑队打着散工，每天收入一百元，“每个月干25天也就够了，不比在东汽赚得少。”

　　张发富的梦想，是希望能找到一笔投资在青龙村开个工厂，这样他二十年的技术就能为村民服务，也“让这些每天打麻将的人有事可做”。他找村里谈过这个计划，但对方兴趣不大。“我只是个打工仔，说服不了他们。”张发富真诚而遗憾地笑笑。

　　现在看来，地震后东汽搬走对青龙村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去年此时想象得那般严重，马达才说，“可能是过去东汽在这，人气旺，现在有点失落吧。”不去东汽也有很多种选择，可以去当建筑工，可以去开车拉矿。等附近的苏州工业园区建起来后，还可以去那里做工。无论怎样，前东汽时代的农耕生活，青龙村人是再也回不去了。

　　多数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尽管他们比祖辈们离土地越来越远。马达才也会习惯性地说“这些农民”如何如何，“很多东西这些农民都还不懂。好些人都以为，农转非就是每个月不干活就能拿钱呢。”

　　对于比郭先贵更年轻一些的村民而言，工农身份的判断似乎更加困难：他们从小没怎么下过地，一直读到大专技校毕业，但户口一直留青龙村，有农业户口就或许还有地。他们和这些“农民”长辈跟东汽签的是一样的劳务合同，每天一起坐着东汽的班车上班。算农民还是工人？长辈们说不清，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