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的工作杂乱如麻，按下葫芦瓢又起来

　　■本刊记者 / 欧阳海燕

　　青龙村村主任刘素珍，走在清晨的围山路上。山下，曾有上万人工作居住的东汽厂区及家属区，已是一座空城。山中，少有人烟，老百姓都已经搬进板房。山边的坟包旁，有一堆烧纸屑。一座未倒下的农家乐的围墙外，开出一枝双色玫瑰，一朵淡紫，一朵粉红。

　　踩上煤渣铺起的断桥，她眼前是一年前的场景：地皮子像沸腾的水面，到处都是伤员，围山路上一片混乱，跑着的人不知道往哪儿跑。她喊上自己的侄女婿和东汽厂的4个小伙子，背人，“先救有救的”。一个女村民砸断了腿，血淋淋的，刘素珍把她捆在一根树干上，叫人抬下山。

　　那个下午，她救了12个人，4个重伤。

　　让她耿耿于怀的是，在一个倒下的楼板下，她听见有人在呼救。但是没有工具，她毫无办法。同去的人顺着一个裂缝丢进去一瓶矿泉水，“听天由命吧”。几天后，楼板被掀开，地下一滩血迹。这个30多岁的小伙子，已经用一块碎玻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那个下午，她折返于山上和安置村民的广场，她不知道是怎么踩过断桥的，不知道怎么钻进一个塌了一半的农家乐，从里面端出半锅米饭，“广场上的老百姓等着吃饭”，她只知道奔跑，一刻也停不下来，甚至“尿在裤子里，因为没时间去解手。”

　　又是一年春，山上红透的樱桃等着人摘，但很多村民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这段时间，每天上山是刘素珍的常规工作。地震把山上的水泥矿震下来。“我们通过政府办了一个捡矿证，找了一个老板捡矿，他给我们村上交22万，现在到位了11万。矿产所在的两个生产队，每个人分了400块钱，共10万。村上留10万，下半年给全村的村民分。2万元做机动开支。”她每天的工作是安全检查、协调关系、应对突发状况。

　　对付“调皮捣蛋”

　　矿包出去，刘素珍的电话多起来。“有人天天找我，说村上收了那么多钱，才分他400块，太少了。”其实包矿，是经过两个队全体村民签字同意才去做的，对于包矿的收益分配，也事先有约定，即队上分多少，村上留多少。“凭啥多给你钱？”

　　矿老板有一天给她打电话，说那个村民在路上拦他的挖掘车，不让上山，要敲他一笔钱。刘素珍一气之下叫了公安。“他后来看见我就躲，也没敢再闹事。”

　　“穷干部有好处，”刘素珍说，你包里没钱，就不怕他歪。

　　刘素珍叫这样的村民“调皮捣蛋”，就是时不时去闹出点让她头疼的事。去年地震后，就有这么3个人，让她心惊胆颤了一回。

　　那是七八月份，雨水连绵。有3个村民偷偷潜回山中，摘菜。他们回去的地方，正好处于泥石流滑坡带。傍晚，下起暴雨，山下的绵远河涨到桥面，山体开始滑坡，3人被困在山中。“那天晚上，镇长都出动了。”他们把车停在山脚，通讯断了，镇长、村书记、她，只有等待。几个小时后，见3个人翻山出来，刘素珍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而村书记黝黑的脸则变得铁青，四方脸轮廓更明显了。

　　她和村书记陈国志同龄，都是1958年生人。陈国志当过10年兵，脾气暴。“90年代当村干部，是要打人的，我现在脾气好多了。”陈国志说，有人不听劝，你骂他，他才怕。刘素珍没少挨他批评，多是因为工作态度不够硬朗。

　　有一次，一个村民把床搬到村委会办公室，说板房不够住，想多要一间。其实他家三口人，按规定只可分一间板房。对于这个无理要求，刘素珍跑去找他们队长，劝他把床拿走。队长从上午找到下午，人没找到，床也没法动。

　　下午4点，陈国志办事回来，看见办公室里竟然有张床，顿时火冒三丈。“摔出去！”他大吼。然后气愤地离开。“他叫别人去摔，自己不去摔，我不可能去摔嘛。”刘素珍甚至不相信书记自己真的会那么做。

　　稍晚时候，队长找到了那个村民，让他自己把床搬了回去。

　　这基本上是一个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时候。想从村里或矿老板那里捞些钱的村民刚刚消停一下，火车站的人又找上门，说拉矿石的重车把铁轨碾坏了，以后不许从此经过。

　　这个周六、周日，刘素珍在铁道部门和矿老板之间周旋、协调关系。她说服矿老板又出了七八千，买了加固铁轨的材料，钢板、水泥板等，又请铁道部门出技术工人，对铁轨进行加固。“所以这两天，我都没在家吃过一顿饭。”

　　我很惊诧于她说“没在家”吃饭。地震后，我来过青龙村三次。我了解的刘素珍是没有“家”的概念的。冬天过来时，她领我去了她的板房，没有炉灶，“走到哪，吃到哪，有时候邻居就叫我到他们家里吃。”平时，她就待在办公室，不分工作日和休息天。“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有份工作也好，是个寄托。”她曾说。

　　“我找了个后老伴儿。”这天，站在围山路边的一棵樱桃树下，她甚至有些羞涩。伸手从临近的枝头摘下一串樱桃，她邀请我中午上她家吃饭。

　　刘素珍的后老伴是村书记给介绍的，他的战友。“女人家，女人家，女人要有一个家。”在村书记的办公室，陈国志一脸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女同志，地震以来，她承担的工作很艰苦，工作很努力。但是她很孤独。给她说个对象，让她高兴一下，心情舒畅一下。”

　　上面有任务，村民有牢骚

　　“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漂泊……”凤凰传奇的手机彩铃，在空山之中格外嘹亮。镇政府“维稳办”电话。“每天都要问问安全，问问有没有人闹事，有没有人上访。”

　　“闹事倒没有，上访有2次。”去年9月，青龙村1、3、4队村民按上访条例，选了5位代表，到绵竹市信访办反映他们的农转非问题，去了2次。位于青龙包上的“绵竹汉旺镇‘5·12’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陵墓”占用了青龙村3个队的200多亩土地。占地时，三级政府承诺解决3队村民农转非问题，但承诺迟迟未予兑现，引起村民不满。“上访的结果是，现在正在办。”

　　青龙村的重建规划已经制订出来了：山上8个队下来，安置到山下2、5、6三个队面积近300亩的土地上。谁都想挨着公路，谁都不愿意住到偏僻的地方去。村干部已经决定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抓阄。“住在哪里，靠你们队长的运气。”刘素珍说，“但是无论住多远，都要把水、电、汽给你们送到。”

　　在青龙村，大范围的重建还没有开始，“现在还在打井、接电”。对于重建来说，最难办的事是缺钱，“老百姓没钱修房子”。几个月前，镇政府找村干部开会，给村里的任务是：5月12号前开工，9月30号前完工，年底搬新房。村干部开会回来，老百姓说，没钱，你给我修起还差不多。

　　“老百姓总觉得国家该他的，这个思想工作做起来有难度。”刘素珍说，只有慢慢做工作，给老百姓多做宣传：国家给补一点，贷一点，自己节约一点。修好是关键，先少修一点，以后有钱了再修。“90%以上的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村书记陈国志则有一套见效快的理论：跟解放前比。“解放前，哪个管你。那时候地震，你们都得饿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农业税也给免了。地震了，又给你补助、又让你贷款，出了这么好的政策，你还想让国家把房子全部给你修起。”听到这番话，村民十有八九无言以对。

　　绵竹市统一下发了重建住房政策：统一规划、自己建。干部不许插手重建之事，不许介绍任何包工队。这一政策意在避免干部吃回扣问题。在大兴土木的地震灾区，官民关系进入敏感期。

　　“老百姓对村组干部意见很大，不信任。”刘素珍说，村上今年给村民发去年剩下的油，一人只有二三两，村民不满意，认为是村干部给贪了。“他见村委会仓库里有没分完的东西，就有气，觉得村干部贪了。甚至你买东西拎回家，村民看见，也认为是你贪的，没出钱。”

　　“不晓得现在老百姓咋想的。”她说，“我每天早上7点一过就到村上，每天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找钱、解决矛盾，他都不满意呢。”

　　旧问题，新问题

　　刘素珍的后老伴是个瘦削的生意人，穿着一件盘扣暗红色褂子。他从80年代初开始做生意，足迹已踏遍大半个中国。想到身边这个“早起便不见踪影”的后老伴，他心疼地说：“当村长最吃亏、最受累，没实权还要办实事，到头来得不到一点实惠。”

　　“村长没实权，办事很困难。”刘素珍说，比如这次山上包矿出去，矿石把老百姓的树砸了，村上得赔人家，昨天一个队还在向她要赔偿款1700多元。但是这个钱要通过手续才能分到村民手上，这些手续包括写申请表，村民代表签字、村委会签字，接着要到政府农机站签字，然后找财政、书记、镇长。“找这些人就把你找得没法。你把手续拿下来，才敢开支这个钱。有时候顺利，一两天就能办到；有时候不顺利，一两个月都找不到领导。那1700多元已经跑了半个月了，不知道今天镇政府能不能见到人。”

　　还有山上的50多户，原来就有历史问题没有解决，地震又震出新问题，1.6万的房屋重建补助拿不到，“现在，这些人经常找我。”

　　十七八年前，镇政府在山上修公园，砍了他们的树，占了他们的地。当时，一户解决一个城镇户口，1500块钱一个，村民自己掏腰包，转了50个户口。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砍树和占地的经济补偿。多年前，刘素珍就向镇领导反映这个问题，“汇报了多次，材料写了好多，但领导换了一轮又一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震后又添了新问题。这50多户，他们的户口在镇上，人却一直住在青龙村。房屋在地震中全部垮掉。但房屋重建一户1.6万的经济补偿，村上没法给，因为户口转出去了，镇上也说没法给，因为他们外面没房子。“所以这些人，一辈子吃亏。”

　　“我一早就找了的。但镇政府卡人家。没法，帮不了。材料都写了，哪个给你解决？”

　　等着退休出去耍

　　从村会计到村主任，刘素珍在村上工作21年，月工资从40多块钱，艰难跋涉到410块钱。

　　“凭我这个工资，如果不做第二职业，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她80年代在汉旺街上摆摊，卖小百货，一个星期天能挣20多元钱。90年代，她买了个拖拉机，给妹夫开，一个月交她300块钱。2000年，她还考了一个保险代理证，此后卖了2年保险。“没法，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逼着去做。”她还有一个农家乐，一年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不过在地震中垮掉了。

　　她儿子在绵竹开网吧，雇了两个清洁工，一个扫白天，一个扫晚上，给清洁工每个月的工资都 1400元。儿子说，你不要做这个村主任了，你来帮我。

　　“走不掉，政府也不让走。”刘素珍说，“我这一届快满了，再干一年多。但这一年很艰苦。房屋重建，矛盾比较多，老百姓思想也比较乱。”

　　“我没把政治名誉看成啥子。政府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我没占名额，让给下面的队长和志愿者了。”震后，汉旺镇给青龙村8个先进个人名额，一个人发了200块钱奖金。

　　“地震以后，我什么事情都看淡了。运气不好，哪天就没命了。”

　　“我一天在搞啥子，老百姓是看得清楚的。在我们老香樟村，不做任何提名，他们都要选我当村主任。”刘素珍原是香樟村村主任，2004年当选。香樟村是一个山上小村，人口400多人。2007年12月，香樟村和青龙村合并，称青龙村。2008年3月，刘素珍当选青龙村村主任。

　　刘素珍和老伴面对面坐着，喝茶、聊天。这个午后，难得轻闲。“身边有个人，就有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有靠山了。有时候一天两天的外面跑，不回来给他做顿饭，心里很愧疚。”有了老伴后，她变了。

　　她现在很期待退休，她想让老伴带他去北京、西安，他觉得好的地方，她都想去看看。这辈子没出过几趟门，她常被老伴笑成老土，有一次她朋友带她去四川省内的一处旅游景区，住180块钱一晚的豪华宾馆，她不知道怎么上厕所，她没有用过坐便，不知道要掀马桶盖。

　　“最后一年，干完就去耍，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