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火车太监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项“第一”与李鸿章直接相关：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第一个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广方言馆；第一次公派留学生：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 ：1874年《中秘条约》 ；第一个电报局 ：1880年设立于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北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近代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是他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这些“第一”阻力重重，有时甚至进两步，退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之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在1874年清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朝廷内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李鸿章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1880年，李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为免朝臣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是有机头的，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拖载所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李鸿章迂回前进，6年后，当铁路大讨论再次提到清廷的日程之上，他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

　　送礼是没有阻力的。于是，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铁路修建，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成为晚清末年荒诞滑稽的另一幅插图。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时代危艰，清廷风雨飘摇，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考证：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先生在他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中认为：当时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妥协，不肯增兵备战，惟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国人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李常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遭日本浪人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这次颜面尽失的马关之行深深刺激了他，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起一块跳板，扶他过去。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中俄密约》的骗局

　　在李鸿章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里，有一份代表清廷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当时极为保密。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但沙俄开出条件：你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葳，无疑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

　　《中俄密约》的真正内容，在签订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个谜，舆论沸沸扬扬，各国间谍无孔不入想得到情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刊出伪造的版本，清廷则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密约承受了巨大压力……其真实情况直到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档案卷宗里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将之公布于众，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些知情人在世时不便发表的真相一旦公布，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李鸿章被骗了。

　　照维特回忆录里的描述，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是被暗中调了包的，中国方面完全蒙在鼓里：

　　……他(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看了看表，那时是12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间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

　　维特还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谈判对手：“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他同时承认，“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李鸿章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这样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 (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事实上，不要说20年，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临事方知一死难

　　79岁高龄的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他，来病榻前纠缠，逼其画押把整个东北作为俄国的“保护地”。李鸿章这次再也不肯上当，抵死不签，继而引发大吐血。

　　俄使走后，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在遗折中，李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临终，他嘴里还在痛骂向慈禧力荐义和团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误国！”

　　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是个强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末路了，大舟被小水所误，徒劳搁浅，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

　　忠心耿耿跟随了他40年的老臣周馥此刻守在李鸿章床边，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李鸿章“目乃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所谓“未了之事”，在临终病榻上，李鸿章曾口占一绝。在这首绝笔诗里，诗人兼政治家李鸿章不但道出自己孤身一力难扶大厦的悲凉，也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将背负重大骂名，成为祭坛上代人受过的牺牲品，一些意象甚至暗伏了清朝的没落与衰亡：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最终笔锋一转，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对后继者的叮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其情怀与语气，几乎与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出一辙——当然，李鸿章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层不同，所维护的政权不同，所崇尚的政治理念也大有差异，但中堂大人临终时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热望，也许跟中山先生一样真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作为晚清老臣，无论李鸿章受到怎样的臧否，他都确实尽力把自己的这一棒传递了出去，一代一代中国人，就是秉着这股自强的心劲，各执信仰，各走一程。

　　(感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刘广京、朱昌峻著《李鸿章评传》、宋路霞著《晚清第一家——李鸿章家族》、冯祖贻著《百年家族——张爱玲》，感谢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程红馆长、帅艳华馆员提供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