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第三代也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第四代、第五代，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合肥、上海

　　在合肥最繁华的步行街淮河路上，灰瓦黛墙的晚清建筑与周围热闹的霓虹拉开了距离，曾经“半个合肥都是李家的”，现在只余下了这座“李府”。

　　这座房子是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在1983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并接管下来的，现任的文物管理处处长程红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据她的回忆，当时这座房子里挤挤挨挨住了十几户人家，一些为了临时需要搭建起来的违章建筑，像各色补丁拼接在这座昔日相府的四角，但是房屋的外观和内部格局保存完好，并未遭到太大破坏。

　　老宅旧主人身份如此特殊，所以，当这所宅子变成“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并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许多太平天国的后人写了小字报贴在门口，说是这个屠杀我们祖先的刽子手，现在怎么纪念起他来了？”

　　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程红就请告状者来参观馆内陈列的李鸿章生平，最后特别告知：我们是“陈列馆”，而非“纪念馆”，不管对李鸿章此人历史上如何评价，把这一段历史真实地“陈列”出来，这总没错吧？

　　长子李经方曾想扶老爹当皇帝

　　按照老李家的族谱，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开始，这八代人的辈分分别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现在合肥还能觅到不少道字辈，永字辈的李家后人。“真正李鸿章这一族的后人，国内已经不大找得到了，很多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国内留下的大多是李鸿章兄弟的后裔。”《李鸿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说。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经叙述过自己回乡探亲时的一段经历，在小火轮上，乡人见了就骂他洋奴、洋鬼子。在清朝时当外交官，语言不通，生活不惯，“正人君子”动辄以“卖国”相讥，弱国外交腹背受敌。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是时人共识。

　　但李鸿章偏要让他的子孙们捡酸果子吃，从小就让他们在科举之外兼学西语，他的3个儿子都从事外交。过继来的长子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次子李经述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庶出的三子李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国。

　　李经方为人聪敏好学，名将刘铭传记载过一段逸闻，他曾看见少年李经方一边读书，一边吃菱角蘸糖，因为太过专心，菱角蘸的是墨，吃得两嘴发黑仍浑然不知。小李精通五国语言，写一手极帅的隶书与行草，相貌高大英俊，但他一生既没赶上父辈打仗立功的时代，也没在洋务运动中捞个肥缺发财，他当过3年驻美公使参赞，3年驻日公使，但基本是被老爸带在身边，成为李鸿章办外交的重要帮手。沾父亲的光，也分到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人称“割台大臣”，一生政治上郁郁寡欢。

　　有个强势的老爸，李经方并没有太多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马关议和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制止了。他设法影响父亲的思路，叫随员们把见解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决策参考，但也未被采用。

　　马关签约归来，全国舆论沸腾，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台湾具体画押交接之事还得跑一趟，李鸿章遇刺受伤无法成行，任务落到李经方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之事不能再让李家人干，想保护孩子的声名，就推说李经方病了。结果光绪皇帝一怒：“李鸿章不得推脱！”李经方不去也得去了。

　　跟父亲不同，李经方早看出清王朝气数已尽。他多次对他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还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庚子议和前夕，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清廷12道金牌急召远在两广的李鸿章进京。曾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自立为王，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天下。据说李经方也持有这种想法，屡次与李鸿章密谋。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回忆，当时他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千万不要失去这千载良机，拥兵自立，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但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电文烧掉。(据马建忠之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父亲对清廷的愚忠让李经方失望，他对仕途、对政治都失去了信心。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李经方的仕宦生涯彻底结束。

　　李经方可算妻妾成群，除了原配的两任老婆，还有五房侧室和两个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辛亥革命后李经方关起门来当寓公，一大家子坐吃山空，但他凭着外语好，跟洋人狠做了两笔地产和古董生意，大赚一把。这两次成功的投资令他开心，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梁思成高足李道增一生的遗憾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程红，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李家后人，她总结了这么一条规律：“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些人经商了，有些人出国了，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确实，翻看李氏后人的族谱，到了“道”字辈，几乎是一长串卓有贡献的专家名录：高级工程师，桥梁专家，铁路专家，著名医生……他们曾经背负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但这一辈人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苦难磨砺中站起来了。

　　以李道增为例，梁启超与李鸿章之间的渊源，到了后代那里又奇特地续上了。李的后人李道增，成为梁的后人梁思成的门下高足，这也算一种缘分。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曾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

　　1930年，李道增出生在上海跑马厅边曾祖父的豪门大院，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变卖老宅，全家几十口搬出来分家另过。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心性依然很高，对孩子的学业尤其抓紧。长期的租界生活，让他们的思想都十分海派，主张学好英语，哪怕没钱将来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而且从小就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

　　在清华是另一种严格到冷酷的学术环境，那时清华的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都是英文授课”，入学后第一场考试先关个三分之一不及格，把这些以前全市第一、全省第一的学生全部打懵，以挫其骄锐之气。李道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遇到了受业恩师梁思成。

　　李道增一生有个最大的遗憾。1958年，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计划。清华大学调动了全校精华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等抽调了300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中央发话：国家经费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马。

　　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设计图纸，被造反派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说，“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到了1990年，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李道增代表清华参与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这次是国际招标，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供最后定夺的有3个方案，其中一个就出自李道增之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也欣赏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认为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而且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在它们旁边建大剧院，就要与这些古建筑协调，避免喧宾夺主。应该“近看有形、远看有势”、不设“虚假空间”。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上级提出了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经过漫长的论证与等待，李道增40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最终入选的是造价几十亿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上建一个圆形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大剧院，俗称“鸟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