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永远的争议者

　　1950年，土改开始，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谁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时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她终于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张爱玲远赴香港，这一年，她32岁，此后再未踏上故土。

　　临行前，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络。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认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窘，一腾出手来，张爱玲马上开始创作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这是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好评，其中一篇书评说 ：“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羡慕。”书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

　　但就是这篇在大洋彼岸引发赞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却骂声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里劳动模范，但家中常常挨饿，邻居谭大娘骂金根：当劳模是用饿肚子换来的。年关将近，农会规定每家出半头猪和40斤年糕慰问军属，本来就吃不饱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过年，干部们当然不肯，铤而走险的村民决定去抢民兵把守的粮仓，在冲突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连累家人，躲进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两个亲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粮仓，自己葬身火海。村子里，新年还是照过，干部们带领村民备齐年礼，喜气洋洋扭着秧歌去给军属拜年，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68岁的谭大娘。

　　《秧歌》与《小艾》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国内文坛对这本小说几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认为，张从“左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机嫌疑。《秧歌》与《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数十年中在中国主流文坛一直承担“反共”骂名的最大罪证之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重新评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当年的语境，再来看这部《秧歌》，小说批判了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从50至70年代绵延不止，给农民带来极大伤害。离开大陆的张爱玲竟成了反映这一题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政权背后的问题。内地80年代“新时期文学”描写同样题材的《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等知名作品，比张爱玲晚了将近30年。

　　过去人们以为张爱玲“反共”，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张爱玲最后嫁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人们以为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可是赖雅在日记里散步回家去见爱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人们以为张爱玲一生执于情障，张迷们更是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实以张的骄傲，她一生最介怀的绝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她的小说，她的天才之梦，她“出名要趁早”的志愿。再爆出10本事关隐私的《小团圆》又如何？作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她从来不惧被人侧目，她怕的倒是被人无视。但她自己已难以解说，少年时的张狂，老来全部化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识到，从她母亲这一辈起就急于摆脱的家族血脉，一直在她身体里，逃了一生也没逃掉。在晚年，她与隔膜多年的亲人终于在心灵上达成和解，她写道，“我爱他们！现在他们正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到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