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进退”
2009年1月,山东潍坊市对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改革,决定将该市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11家驻外办事处全被“一刀砍掉”,潍坊市这一举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驻京办下一步改革的推测和更多的思考。
2009年4月21日,人民网组织了一次网络调查:“您认为驻京办该不该撤销”?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的网友则认为驻京办应该撤销。
“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需要国务院办公厅批准,而市县级政府设立联络处,只需要在北京市发改委下面的一个机构备案即可。”李安才表示,驻京办是政府的派驻机构,市县一级政府设不设驻京办,撤不撤驻京办,地方政府有自主权,不能由此推测中央的某种意图。
据《小康》调查,市县级驻京联络处的设立与撤销没有什么硬性标准,是根据当地政府的需要来决定的,比如,大连庄河市政府,在驻京联络处撤消多年之后,于2008年根据“五点一线”发展规划的需要,又重新设立了驻京联络处,其职能是只负责招商引资和宣传推介。
驻京联络处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可以按照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特色设一个办事处。比如,江西景德镇的特色产业是陶瓷,他们就可以设立一个驻京联络处,代表政府来宣传陶瓷产业,而其他功能可以谈化,或都根本就没有。
乔新生认为,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和国务院办公厅取消各地的驻京办,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在中央集权制国家,绝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设立类似的机构,不但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乔新生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取消这类机构,即使各省市自治区取消了驻京办,各类替代性的机构则还会应运而生。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应积极发挥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假如继续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到中央各部门的手中,而忽视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假如各种垂直管理继续存在,不能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那么,北京只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类似于驻京办的机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说,驻京办毕竟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它的改革必然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步进行,不会独立于政府之外。
从另一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现阶段,驻京办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乔新生看来,驻京办已经是地方政府有利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个休戚相关的“政策共同体”,并且会形成一种“地方积极上项目,中央择优给资助”的良性循环圈,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强对中央的向心力。
“虽说在信息化的社会,驻京办沟通信息的功能已经谈化,但从感情的角度讲,无论是商务还是政务,电话沟通显然不如面对面的沟通有效。而且中国人的乡情很重,外地来京人员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找驻京办最能让人得到心里安慰,就像在国外遇到困难找中国大使馆一样,这种感情是无法替代的。”刘旭涛认为,无论驻京办今后如何“进退”,都不能走极端路线,在没有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切忌“一刀切”。
驻京办的苦与乐
在现有的体制内,驻京办继续担当从事各种公关、社会交际、资源交换的角色,其间进行的体制内外的博弈,在带给他们各种充满想象的诱惑与机遇的同时,也让他们不胜其烦,尽显无奈。
2009年3月底,处理完遗留问题,原潍坊市政府驻京办主任徐天增回到了山东省潍坊市。此后不久,媒体将其爆炒推至了巅峰,不仅如此,连同这个组织机构一起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难想象,期间他所承受的压力。我们联系到他的时候,他已不愿意再提起往事。
徐天增或许从未想到过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北京,结束了自己26年的驻京办工作生涯。
从2006年中央下令要整顿、彻查驻京办以来,所有的舆论导向几乎都一边倒。但徐天增从没有放在心上过,所以,这个原潍坊市政府驻京办主任徐天增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坚持表示,几年来,不都没事?搞不动的东西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2008年,由于年龄原因,徐不再担任驻京办主任实职。同年,新的驻京办主任上任。但徐熟谙驻京办的诸项事宜,市领导决定让他再主持工作一段时间,完成交接。可不久便传来了“撤办”的消息。
一名熟悉徐的山东省官员对《小康》记者表示,这事对他来说,触动很大,毕竟工作了那么多年,在各方面都还认可的情况下。此官员坦言,无论换了谁,肯定一时也无法接受,毕竟是开了先例。
然而,至今为止,潍坊市驻京办的撤离仍只是个案,尚未能引发人们所期待的制度性的变化。
在现有的体制内,驻京办继续担当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各种公关、社会交际、资源交换的角色,其间进行的体制内外的博弈,在带给他们各种充满想象的诱惑与机遇的同时,也让他们不胜其烦,尽显无奈。
“跑部钱进”
2006年,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将驻京办形容为“跑部钱进”办,同年1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也明确指出,要“防止和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驻京办事机构存在的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
然而,一些驻京办主任却很委屈,满肚子苦水。他们自嘲驻京办就是一个“小媳妇”,做得好,地方上高兴了,夸你几句,做得不好,两头都受气,地方不高兴,上面也不高兴。
“不跑怎么行,那些钱怎么下来,项目怎么会落在你市里?你不争自然有人争,到时候领导政绩上不去,你肯定得挨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市驻京办主任对《小康》记者大吐苦水。
他直言,“跑部钱进”肯定没错,而且这个风气不可能止住,只要争取到项目拨款,就会得到领导赏识,于公是一种政绩,于私也有了更多可以兜售的稀缺资源。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京办主任一语道破天机:中央各部委除了预算资金外,还有一笔中央转移支付款项。这些“大钱”的去向则是空白,公共财政成了部门甚至少数人任意支配的“小金库”。
据了解,仅2005年中央财政就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则超过1万亿元。
“上面的钱想给谁就给谁,下面的人谁有手段,谁就能得到钱。”
事实上在中国,60%以上的财权归中央,中央还掌握着许多重要项目的审批权。在这个大背景下,设立驻京办,不仅是为地方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办事方便,更主要的是,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自己在北京的窗口单位,获得更多的资源。
2008年末,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激需求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的驻京办就异常忙碌。
一名熟悉驻京办的知情人直言,只要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分配与项目审批的标准和程序完全公开而透明,那么地方各级各部门就不需要额外支付成本完全可以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这位知情人表示,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行政审批权,增加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的审议和公示,这样驻京办才不会有“跑部钱进”的现象发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要规范“驻京办”的跑“部”“钱”进,关键是要约束部委的权力,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认为,这种“跑部钱进”的现象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彻底修改我国的分税制,制定转移支付法律规范,否则这种现象依然会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