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平川的问题，是在原本复杂的转型问题上又加上了修复挽救的问题，不仅是看得见的土地塌陷问题，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甘肃白银、兰州报道

　　进入6月，陇中地区的夜里已经不是很冷，77岁的顾泮其在自家院子里架上一张简易床，铺上厚厚的棉被，再不敢在炕上睡觉——他害怕睡到半夜房子会突然垮下来。

　　现在，在他家房子的墙面上，时不时就会新裂开一两道缝，这让全家人焦虑不安。

　　顾泮其是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乡黑水村的农民，这个村子共有300余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面临着与顾家类似的境况——房子的裂缝越来越多，宅基地日渐下沉，村子里有几处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垮了。几户条件稍好些的已经搬走，但是绝大多数人家并没有钱搬家，也不知道应该搬到哪里去。

　　在绝望的田野上

　　黑水村的东边，是宝积山煤矿区；西边，是大水头煤矿区，从1958年起，这一带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原煤开采。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这里的土地开始有沉陷迹象，水位开始下降；到2002年左右，土地沉陷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

　　除了366户1487人的房子，整个黑水村的2382亩耕地在近几年内尽数被毁，地下水流失了，机井也丧失了功能，土地干得像凹凸不平的砂石堆，地面处处是裂口和塌陷的痕迹。

　　“这日子过得绝望，房子也快不能住了，地也没有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哪堵墙又会倒下来，哪块地又会塌下去。”顾泮其说。

　　黑水村村民刘海兰、王实英、张颜花等十余人带着惊惧的神情和语调，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2008年9月的一天，村子里出现的“恐怖事件”：“轰隆”的一声巨响，一片空地上毫无预兆地塌出了个十多米长、十多米深的大坑。全村人当时都吓坏了，在外面露宿了两天两夜。第二天晚上，有工程队赶到，不顾村民的阻拦，把这个大坑填补了起来。

　　宝积乡的另外一个较小的村子，党家水村，已经开始了整体搬迁。60岁的村民高志芳告诉本刊记者，村子里的地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沉陷，这几年尤其厉害，耕地全毁了不说，许多房子也垮掉了，实在没办法住人，政府给每户补贴了2万元，又在另一处划了块地方，给每人分了3分多耕地。不过，只有在外面打工赚来钱的人才有能力修建新房子，所以绝大多数村民还拖着没有搬家。

　　除了宝积乡的千余人口之外，白银市平川区还有共和、黄峤、王家山等3个乡镇近万名村民同样身处困境，1.4万多亩耕地消失，23.11平方公里的村庄和田野、公路、学校，每年都在往下沉。

　　平川区政府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情况简报如是表述：“靖远矿区开采近50年，导致地表沉陷严重，以地表裂缝和塌陷坑为主的非连续性破坏，造成耕地塌陷、地面建筑物及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国营大矿和各类小矿遗留的土地塌陷问题和近年新发生的塌陷、污染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已严重危及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

　　一个“低级错误”

　　兰州大学原副校长、环境科学博导艾南山教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白银市的专家顾问。那时作为资源型城市的白银，正是最为富饶的时候——铜矿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开发得热火朝天，煤矿的储量也高。当时的发展口号是“有水快流”，政府甚至号召“家家户户开煤矿”，平川及周边地区，有些小夫妻投资一万元就能开一个矿。当然，这样的乱挖乱采和不规范的冶炼，不仅导致回采率极低，浪费严重，也带来了持续几十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艾南山对本刊说：“整个城市靠资源吃饭，而且光靠着资源吃饭，发展无序，浪费和污染严重，基本没考虑以后怎么办。有钱的时候，市政建设、农村建设都没得到重视，有能力的时候该做的事都没有做。现在铜没有了，煤也越来越少，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问题也越发严重地显现了，怎么办？难道说，资源采走了，钱赚走了，问题就这么丢给当地的老百姓？”

　　对未来的担忧，20多年前艾南山就提出过，对于矿产资源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未雨绸缪。但是，在当年“有水快流”的亢奋下，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注意。

　　随着铜矿资源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的衰竭，白银市的经济增长在“九五”期间跌入谷底。

　　2008年3月17日，白银市被正式列为中国首批典型资源枯竭转型城市。

　　艾南山告诉本刊记者，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难题，涉及方方面面，像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转变等等，“但是，采矿竟然把地采塌了，的确是个低级错误——这真的是太古老的问题了，这是多少年前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这完全是乱挖乱采造成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艾南山说，如果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矿井开采过后，将山石泥土回填进去，完全不至于如此。

　　对于“这样低级的错误”，竟然能持续给一个城市带来如此大面积的毁坏，艾南山接连叹气，“这真的不应该。”

　　平川区共和镇兄弟村78岁的村民闫德彪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矿井都比水井深，20年前往下挖10米就有地下水，现在我们打井打到200米深都没水，还能耕种的土地不及以前的1/3，今年更加干旱，麦子几乎颗粒无收。”

　　平川区政府提供的资料称，土地塌陷已经造成了平川区28眼机井受损，4800亩水浇地减产30%〜40%，1973亩水浇地变成旱地，“由于土地塌陷耕地减少，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居民口粮普遍存在问题。”

　　我们不过是想活下去

　　闫德彪等村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外界的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觉得平川的人很富有，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穷人，只有少数本地矿主非常富裕。因为这些“少数”拉高了平均水平，兄弟村还被评为“小康村”，“但是我们私下里都说，我们不是小康村，我们是‘吃糠村’。”

　　37岁的周志琴和她的聋哑丈夫在3年前还是依靠几亩田地生活的“标准农民”，每年地里能收1000多斤小麦，而近两年来，她家的地全部塌陷了，一家人的生活迅速滑入朝不保夕的状态。周志琴说，原本依靠劳作就能填饱肚子，现在却只能东家西家地找些零工打，运气好一天能赚30元，如果找不到事干就只能呆着。

　　“我们一分钱补助也没拿过，我拿着丈夫的残疾证去申请民政救济，别人还不认，跟我说，你们还都能动弹，等动弹不了了再来。”周志琴一边用勺子把粘锅的米粒糊一点点刮出来塞进嘴里，一边对本刊记者讲述他们生活中的种种艰难。

　　6月初，包括兄弟村村民在内的许多民众，又频繁地到煤矿、政府等单位上访。

　　而其实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间，平川区的民众因为土地沉陷等问题已经到各级主管部门上访多次。

　　闫德彪说：“老百姓真的难啊，我们不过是想要活下去。”

　　塌陷究竟该谁负责

　　平川区国土局局长冯玉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有很多政策落实不了，比如说按照政策‘谁生产谁治理’，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没人给你治理，我们还有很多钱收不上来，比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保证金，企业都不交，我们的工作的确还是难做。”

　　据冯玉乾介绍，平川区最大煤矿靖远煤业集团是国企，每年的利税虽然多，留到地方上的却很少。如2008年，这家企业一共缴税8.7亿元，只有1.37亿元留在地方。

　　平川区政府主管工业的副区长张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已有的政策，肯定是不够用的，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他说，目前各方面正在协商，想从每吨煤中收取环境恢复治理的专项税费，但是阻力比较大，主要来自企业。

　　对于土地塌陷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威胁，平川区的计划是“必须对塌陷区群众进行整村搬迁”。而经过调研，平川区只有列项实施西格拉滩移民搬迁生态恢复节水灌溉工程项目，才能彻底解决全区采煤塌陷区移民搬迁问题。这个工程计划投资12亿元，完成后，农田灌溉面积能达到18万亩，生态恢复土地2万亩。

　　张福告诉本刊记者，土地塌陷是长期造成的问题，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还会持续，而修复起来真的很难。有许多土地，生态修复最多也只能植树种草，改善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但是肯定再没法恢复成以前的耕地，而治理和修复，包括生态移民，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务非常艰巨。

　　靖远煤业集团企业文化建设部长崔锦霞对本刊记者说，作为有着51年开发建设历史的靖煤集团，负担也非常沉重，已经花了好几个亿来进行大气和水污染控制、环境治理等等。另外，集团目前有1万多名在岗职工，还有11.8万职工家属和离退休人员，占去了平川区20万人口的一大半。

　　“关于采煤造成的塌陷究竟该谁负责，这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我们作为大型国企，操作是很规范的，但是平川区一度曾有大量的私人小煤矿，在1998年〜2001年整治关闭小煤矿之前，达到400多家。他们私挖乱采，掠夺式经营，清理整顿的时候也没有进行环境影响的鉴定和清算工作。当时，连我们集团的学校、铁路专运线都给采塌陷了——我们不可能在自己脚下这么挖吧？”崔锦霞说，“这都是历史的产业政策造成的后果。但是，私营煤老板采完煤就走了，国企却不能采完了就走。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不是问责，而是如何积极地弥补和解决问题。”

　　潜在威胁

　　崔锦霞告诉本刊记者，如今靖煤集团所面临的，也是“未来该如何办”的困境。

　　她说，1958年集团进入大西北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工人们“边生产，边建设”，更是“四块煤一块肉”地劳动。前几年，私人小煤矿低价扰乱市场，规范化操作造成的高成本高价格，让生产出的煤大量囤积卖不出去，靖煤亏损得一塌糊涂，职工生活困难。近几年市场情况好转了，但煤矿资源却又开始显现枯竭之势。因此不能只顾眼前，必须在各种问题、矛盾集中爆发之前就积极地应对，找到出路。

　　艾南山对本刊记者说，资源型城市转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难题。就像苏联的斯巴顿，在斯大林时代是那么红火，矿工还上了电影，但是现在，整个城市干脆从地图上消失了。

　　再比如中国的东川，铜矿被开采殆尽后，从一个市，变成了昆明的一个区。

　　但是也有反例，比如德国的鲁尔矿区，资源枯竭了，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它也有产业工人转型的适应程度问题，但整体说来做得非常好。

　　艾南山说，白银平川的问题，是在原本复杂的转型问题上又加上了修复挽救的问题，不仅是看得见的土地塌陷问题，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存在，政府应该重视，不能把问题丢给老百姓自己去承担。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导南忠仁教授对白银平川的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他告诉本刊记者，白银矿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露天开采、冶炼，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他们向政府提出建议之后，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几年以来，这方面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比如说，已经禁止用污水灌溉。但是，重金属的污染，对土壤、水质的破坏是极深重的，需要用漫长的时间逐步改善恢复。

　　对于环境的修复治理，艾南山等专家的建议是：看得见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都不容忽视，现实的困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都是严肃而紧迫的话题——我们对矿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未来的关照，应该是多方面的完整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