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却从不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他说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命运；他曾是一名中学教师，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因此对于30年来高考及高教改革的历史变迁，有着切身体会；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学人，他在不同场合皆表示，人才作为教育产品最大化地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他被冠以“扩招之父”，多年来扩招利弊争辩从未间断，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记者为你讲述经济学家汤敏与高考的故事。

　　当初只想当好中学教师

　　“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汤敏常常用这句话勉励面对困境的学生。

　　1971年，知青下乡插队，高中学历的汤敏也跟着下乡插了两年队。“作为66级的学生其实连初中都没上，高中也就断断续续读了两年。”汤敏说，“刚进学校，‘文革’开始，放假停课，到该出学校时还没正式开课，初中三年几乎在放假中度过。”那时候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

　　1973年，在那个充斥着读书无用论、人才奇缺的年代，汤敏因为上过几年学而被派往广西南宁第四中学教数学。“此前的中学6年时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每天学的是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其中至少1/3的时间用在农村、工厂的实线锻炼中。插队完了，中学的基础也基本就完了。”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边自学，边教学生。教学的需要、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他对学习的渴望。

　　但在当时，汤敏告诉记者，“我的理想很单纯，就是想把老师当好，把班上学生的成绩带起来，还有就是多读点书。” 

　　一个月备战高考

　　1977年10月，报上刊载了“恢复高考”的信息轰动了全国，也触动了身处广西南宁中学课堂的汤敏。“当时没有想太多改变命运之类的问题，中学教师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觉得这是机会，能多读点书，能重圆大学梦。”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备考。

　　但是困难一点都不少。“一是考生多竞争激烈，十年的考生同台竞争；二是年龄大属背水一战，按照广西第一年的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进考场，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三是底子薄，从没学过物理化学，但却要在考场上技压群雄，语文、政治根本没法复习，只能靠日常积累和临场发挥；四是复习时间短，身兼工作重担，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只能深夜挑灯夜读。”如今回想起这些，汤敏说：“太不容易了。”

　　“当时确实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既然数学比较擅长，专业就选了数学。”高考之前的报考，汤敏在不多的几所有数学专业的院校中挑中了武汉大学，这当中的另一个原因是，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的描述，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科学钻研的热潮。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终于再次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对当时的我有着莫大的鼓励，家人也无一例外支持我报考。”

　　77级高考并没公布成绩，所以直到最后汤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后，汤敏当时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邮递员赶来说，“有封信，是武汉寄来的。”接过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人物传奇

　　同事当考官 学生是考友

　　尽管事隔30年，但汤敏依然清晰记得30年前那场改变他命运走向的考试。

　　他甚至记得30年前考场的景象。“南宁四中考场，就是我教书的那个课室，一切都是那么巧合。”然而除了巧合外，让汤敏多少有些尴尬的是，“监考老师都是中学的同事，同一考场当中有不少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

　　“77级的高考卷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大家对科目都相对陌生。”这也是汤敏天分的第一次展示，他记得当时几乎每一科他都是第一个交卷，从学校一路回家，汤敏心情特别舒畅。

　　同学最大30岁 最小14岁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当时在校生也可报考，但比例小)，所以学生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来选读，很少人死读书，大家纷纷选择了将来就业方向的课程，说是在数学系，其实包括汤敏在内，很多人学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课程。

　　人物传奇

　　汤敏的头衔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很少人知道这位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30年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

　　面对面

　　我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

　　对于经济学界的汤敏，不少教育界人士很熟悉，因为他作为高校扩招的首位成功谏言者，被冠名以“中国高校扩招之父”、“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不过他并不认同第二个称呼。

　　2002年至今，每当大学生就业难、穷学生上学难、高校收费高等问题暴露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扩招之父”。

　　评价后扩招时代的问题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记者：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首年，因扩招谏言被采纳，你随后被冠以“扩招之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当时为何想到谏言扩招？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记者：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高校收费过高都成了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当初建议扩招时有无考虑到这些因素？

　　汤敏：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驳斥大学生无用论：

　　“大学教育是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

　　记者：1998年，一部分人因扩招，幸运地成为大学生，然而四年梦醒后，当大学生坠入就业竞争的汪洋大海时，他们往往又痛陈扩招之弊。

　　汤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记者：大学生过剩了吗，就业难的问题究竟症结在哪？

　　汤敏：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是过剩的，但如果改进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就可能不过剩。归根结底，就业难在于教育训练的学生并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近在广东调研期间，很多企业反映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缺乏。中国教育改革的滞后性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迫切需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精英式大学。

　　记者：面临就业难，有人提出了大学无用论，作为经济学家，你是否认为这项投资的回报率太低？

　　汤敏：10年之后，我们再回首看这个问题，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层次区分将很明朗。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大学生收入的发展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这些会带给他财富效应增长模式与普通人群的很大差异。

　　回应扩招争议：

　　“不后悔谏言扩招认为利大于弊”

　　记者：除了“扩招之父”，外界常因你曾在扩大内需谏言中主张教育市场化，而称你为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

　　汤敏：我并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这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市场化，过去兜里没钱，不交钱就不是市场化，现在兜里有钱，交钱就成了市场化，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的属性也会发生变化。

　　记者：自1998年以来，扩招的谏言在带给你赞誉的同时，也在随后问题显现时，让你置身争议之中，你后悔吗？

　　汤敏：我始终相信扩招是利大于弊，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错了，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就太晚了，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

　　谏言高教改革：

　　“职业教育应被引入大学”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首年的大学生，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教育改革的形势？

　　汤敏：中国处于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经过扩招大学生数量不成问题，关键是质量。如果只是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缩小招生人数，那么等同于倒退到历史的起点，并不能解决根本上教育改革要与社会需求衔接的核心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高等教育改革，你有什么新的建议？

　　汤敏：中国的教育必须是多元化，适应市场需求的，首先，职业教育必须融入大学教育的课堂，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有很大帮助。

　　第二，目前国家办教育过于单一化，公办教育比例过高，中国达到90%，如此大比例需要庞大的国家财政予以支撑，必然会导致高校收费水涨船高。

　　第三，在高等教育的内容上也需要调整，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应得到扶持，社会实践应该得到重视。(文/驻京记者柳建云 图/记者高鹤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