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鲁伊

　　欢迎加入婴儿潮

　　鲁猫猫，我的儿子，出生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住的医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整个晚上，我似乎都听见庆祝元旦的礼炮在耳边炸响，墙壁也仿佛被烟花渲染得流光溢彩。他的爸爸说，这一幕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天很冷，门窗关得很严，窗帘拉得很紧，外面的声音和光线不可能进得来，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昏睡。

　　但我坚持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奥运会之后的北京被描述为一个“被塔吊和婴儿车重新定义的城市”。这是迄今为止，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生育高峰的文字中，最诗意的一种说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公报数据，鲁猫猫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内地一共诞生了1608万个婴儿。在这之前的2007年，数字是1594万。

　　这几乎是近1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曲线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回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控制，中国的年出生人数从1992年之后便开始迅速下跌，1997年还保持在2038万人的规模，10年间便减少了400多万。但从2005年起，这一趋势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人口稠密、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大城市，体现得格外突出。根据新华社2007年3月16日的一篇报道，2004年，北京市各医院中出生的新生儿总数约为10万，此后以每年1万的速度递增。在中国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仅在2008年前9个月，就有100万婴儿出生，其中有25万为外来流动人口所生。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了7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生育率近期趋势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婴儿潮。“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以后结束。虽然全国各地区进入婴儿潮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是总体上差别很小。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婴儿数目很可观，大概每年为1600万到1800万。”

　　上世纪5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到70年代初、80年代后期，这是目前人口学界公认的前三次中国婴儿潮。在跨越六七十年代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中会生育的孩子数量——平均保持在6到7之间，一年出生的婴儿高达3000万。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迅速降低，到80年代已经降低至2.5左右。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80年代后期，第二次婴儿潮开始时出生的女孩进入生育年龄，由于育龄女性人口基数庞大，导致出生人口也表现出周期性的增长，形成第三次婴儿潮。

　　在陈卫看来，如果和前面几次婴儿潮相比，现在正在经历的生育高峰严格地讲，其实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婴儿潮，不过是第二次、第三次婴儿潮的余波震荡。与此同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每年死亡人数在900万到1000万左右。生死相抵消，人口新增量并不多”。正因如此，陈卫认为，从人口数量的角度看，“这次婴儿潮的影响很小”。

　　但是，与学界相对冷静的观察与判断相对照，整个社会对这次婴儿潮的关注度与回应度，却前所未有地高。生活在城市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是办公室里越来越多身着防辐射服走来走去的女同事，也可能是闪入眼帘的汽车后挡风玻璃上颜色图案各异的“Mammy in Car”或“Baby on Board”的招贴，还可能是小区里每到傍晚就蔚为壮观的婴儿车长龙，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

　　一次莫须有的婴儿潮，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一个数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析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2005年，北京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8.83岁。

　　另一个数字：32%。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目前的13.3亿中国人中，32%是出生于1962年到1980年间的“中国婴儿潮一代”。这个如今28～46岁的人群，是举世瞩目的中国财富制造者和消费者主力。

　　当数目如此庞大、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消费实力和消费意愿的中国人开始拥抱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开始为人父母时，变化，不可避免。当一个生命呱呱落地，他们要吃，要喝，要穿衣服，要在家庭中拥有一个自己的物理空间，在生命的前几年中，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人照顾。围绕着一个孩子的诞生，编织着一张巨大的需求之网。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的城市中以4∶2∶1为主导的家庭结构，使得“独二代”们一出生，理论上便拥有他们之前至少两代人积累所得的可支配财富。

　　一位投行专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财富漏斗状集中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属少见。通常而言，在总体经济状况景气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增加，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2007年金猪年的生育热——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生肖的力量未必比收入增长和房市、股市大涨长红带来的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乐观预期更重要。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一项小规模调查，已婚家庭生育意愿的波动曲线几乎与上证指数保持一致。在“5·30大跌”后，近半数此前表示准备生育子女的家庭做出了“再等等看”的决定。然而，“好年景”做出的生育决定，当孩子出生时，形势却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独二代”的特殊性，却使得第四代婴儿潮中的宝宝们，拥有无比强大的“逆市消费潜能”。小到洋奶粉和纸尿裤的纷纷提价，中到月嫂育儿嫂工资和幼儿园园费的一路走高，大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比预期中迅猛得多的反弹。现象万端，指向一个源头——孩子的钱最好赚。“1个人吃饭，旁边守着6个人抢着买单。你说饭馆老板能不想方设法向你推荐燕鲍翅，还老老实实地只卖炸酱面吗？”

　　投资未来的经济学

　　鲁猫猫出生前后，我曾找来许多作家或名人写给小孩子的文字看。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居然只有两句。一句来自王朔的《致女儿书》：“孩子使人伤心，本来已经放下的，又要转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另一句出自我喜欢的一本美国杂志《返璞归真》(Real Simple)的主编克里斯汀·范·奥格特鲁普(Kristin van Ogtrop)之口。她说，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什么孩子是快乐、孩子是希望、孩子是活在当下、孩子是未来救星，所有这些，都可以是陈词滥调一派胡言。但是，“每一个我们带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小孩子，都是乐观主义的终极象征，证明未来还值得去投资，值得为之坚持”。

　　投资，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是：在一定时期内，期望在未来能产生收益而将收入变换为资产的过程。这样一个冷冰冰带着铜板气息的词语，同生育这件本应该是最古老、最本能、最感性的事情发生联系，初看上去，未免有些煞风景。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医学上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半个世纪来的突飞猛进，让一个现代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拥有的主动权和操控性，并不亚于一名专业操盘手之于他操作的股票。区别只在于，前者决定的是在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怎么养，而后者决定的是买哪只股票、买多少、长线或短线。

　　美国经济学家、“价值投资理论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说过，只有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才能算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按照这一标准，传统社会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理念，更像是众多不可控风险因素下一种懒人的投机。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迅速显得过时，尤其对于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的双薪家庭。考虑到养一个孩子在大多数现代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孩子长大自立之前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注，说他是下定决心去做父母的两个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应该并不夸张。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便开始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分析来研究家庭的生育决策问题。他认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做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以往，这一理论更多被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意愿生育率的降低。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总体趋势上，人们想要养育的孩子人数在减少。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富人超生，其实只是小部分人群的极端现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下，不符合“双独政策”——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结为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群为满足对理想家庭结构期望(在人口学中，每个女性生育2.2个孩子是人口自然更替的理想水平，一对父母加上两个孩子，也被普遍认为是最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构成组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近年来在北京、南京和上海的调查显示，对于那些满足双独条件、可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大城市独生子女来说，他们的理想子女数——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下，对终身生育子女数目的期望——分别仅为1.04、1.21和1.1个。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马小红2006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94%的双独家庭知晓“双独政策”，但只有1/4的家庭明确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独二代，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主流。

　　在这一背景下，利本斯基的理论或许更适合从另一个方向解读。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孩子的花费在整个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都在急速攀升，并不独以中国为然。在衡量成本与收益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重质而不重量的重点投资——在生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推迟生育年龄，在收入和职业较为稳定的时候才生育子女，在一个或两个子女的身上实现投入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养孩子的成本分析，成为主导人们做出“生不生、生几个”决定的重要因素。

　　百万宝贝诞生记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个孩子的诞生，将如何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

　　美国2008年《家庭育儿开支报告》与中国众多关于育儿经济成本分析报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将住房开支也计算在内。而在此前国内的其他计算中，这部分相对隐性的开支很少被考虑在内。但事实上，添丁进口是促成人们改善住房条件的重要刺激因素，对于中国人，这一观念只有比美国人更强，而且，中国隔代育儿的传统，使得生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一个屋檐下至少要突然增添3个家庭成员：一个孩子，和两个帮忙照顾孩子的老人。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消费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中国房地产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这批人是构成住房刚性需求人群的中坚力量。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暖，甚至蹿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第四次婴儿潮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有了或准备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买房；买了小房子的人要换成更大的房；住进更大的房，装修、家具、水电、取暖、物业各项开支都要相应增加；在房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空间的需求，只能牺牲距离，住得越来越远，由此又催生对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这理所当然地构成育儿费用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在美国，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开支累积占到育儿总支出的32%，相当于48.32万人民币。这意味着，以17年为限，每个月在住房上的开销要多花2368.6元人民币——事实上，对于许多咬紧牙关贷款买房的中国家庭，实际从口袋里掏出的钱，只有比这更多。

　　在美国家庭育儿开支中列第二位的，是食物。添个孩子不过是添一张吃饭的嘴，这样简单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母乳喂养和家庭制作食品为主的婴儿喂养方式在工业革命后遭遇到巨大冲击，在过去的100年中，由荷兰人马丁纽斯·范德哈根于1901年开创的婴儿食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大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宣传中心的调查数据，美国家庭花在孩子食物和营养上的开支约占12%到18%，而且会随着孩子长大、对营养需求的增加而逐年递增。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食物相对便宜，开支本应较低。但是，对于那些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而选择用进口奶粉和辅食喂养小孩的父母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在中国和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上销量最大的美赞臣奶粉为例，一罐400克安婴儿A+奶粉在美国超市中的售价与中国零售价相比，最多可以便宜30%。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纸尿布、玩具和其他用品。价格差异的存在，催生了淘宝网上数以千计的美国和日本婴儿用品代购店。小艾，一家主营日本代购奶粉和纸尿裤的淘宝双皇冠卖家，一个月可以卖出500多包花王纸尿裤，加上运费，依然比国内主流的几个品牌的同级别产品便宜10%左右，而质量却要好得多。我儿子的推车和安全座椅，在纽约曼哈顿的Babies R US旗舰店，一套价格是399.99美元，在北京新光天地，单个童车的标价就高达6500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想要消费同等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保守估算，中国家长可能要比美国家长至少多花15%。

　　如果说到美中育儿开支上最大的共同点，或许就是教育费用的激增了。不包括大学费用，美国中等家庭在子女17岁前投入到教育上的费用在20670美元到77130美元之间，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3%到21%。这个数字在过去的40年中经历了飞速上升。回到1960年，子女的照料和教育费用，仅占美国家庭育儿开支的2%，而那时美国父母把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17岁所需付出的代价，换算成2008年的购买力，相当于183509美元，与如今相差并不太大。这个上升的幅度，与中国家庭过去30年中在子女教育费用上的开支增加，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账，细算起来，差别却相当大。

　　根据徐安琪的研究，在2004年，对于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幼儿园托儿所的费用便已占到占子女总支出比重的30%。在其他国家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李辉引用中央电视台一组报道中的数据分析道：在美国，幼儿园1岁以下幼儿每周收费200～250美元(家庭平均收入在7000美元左右)，但到了2～4岁时，政府资助的Head Start项目或其他项目会覆盖大部分幼儿园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几乎是免费的。到了5～7岁的学前教育阶段，则全部免费。在法国，幼儿园的一般费用不超过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个人平均月工资为2000多欧元)。在德国，多语种的幼儿园每月收费500～550欧元(个人平均月工资为3000欧元)，即使是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过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6%。

　　这意味着，中国的家长在幼儿园费上的开支，按收入比例计算，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

　　昂贵背后的未来博弈

　　“依我看来，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这固然难怪，外国货哪有便宜的？既然样样仰赖于外国，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以为这是哪个愤怒的家长在某个育儿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感想？错了。说出这番话的人是陶行知，时间是1926年10月。

　　在陶行知看来，当时中国幼稚园昂贵的原罪，在于中国学前教育从一开始就作为舶来品，作为培养殷实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性的蒙养院而来，而非满足民众内在需求的慈善性福利机构。让陶行知80多年前的讲话在今天听起来格外发人深省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幼儿教育在满足慈善福利需求这一领域做得相当出色，而在课程模式和教育理念上，因为遵循苏联的相对刻板的三学六法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被反思批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描述的情景。

　　然而，当改革开放国门再度打开，西方主流的幼教理念和课程模式一拥而入后，钟摆又偏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红遍大江南北的贵族化的蒙台梭利幼儿园，便是这个极端中的极端。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女医学博士，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在担任罗马国立心理矫正学校校长期间，蒙台梭利针对智障和低能儿童的问题，将当时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应用到这些儿童的教育中去，并研制了一系列教育工具。1907年，在罗马优良建筑公会的资助下，蒙台梭利在罗马的贫民区设立了专门面向贫苦但智力正常儿童的“儿童之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教具和教学法，完善为如今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20世纪早期，在伦敦、瑞士和荷兰等地，采用蒙氏教学法的蒙台梭利学校纷纷设立，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罗素，就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蒙台梭利学校中去，并对其间对儿童心智、自信、教养和独立能力的启蒙和培养大加称道。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蒙台梭利教学法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便被引进中国。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就设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商务印书馆还仿制发行了蒙台梭利教具。1916年，美国的巴士弟夫人更是携带全套蒙台梭利教具来到中国，亲自表演介绍了蒙氏教学法的操作过程。不过，因为和当时盛行的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在一些主张上意见相左，而且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不合，早期的蒙台梭利幼儿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50年代，蒙台梭利教育更是被扣上“唯心的、机械的、体现资产阶级儿童观和自由主义、将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直接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不实用的教学法”的帽子，打入冷宫，遭人遗忘。直到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重新推介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的理念，1994年，与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合作，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和北海幼儿园建立蒙氏教育实验基地，蒙台梭利教育才再度复苏。

　　不过，这一次复苏后，蒙氏教育在中国的火，却令当初主导引进的人都“始料不及”。到2004年，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家公立和民办幼儿园均开设了蒙台梭利实验班，人们不但不再怀疑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适用于正常儿童，反而寄希望于借助蒙氏昂贵的教具和教学法，让自己的孩子“跑赢在起跑线上”。

　　在李辉看来，蒙台梭利教育的中国热，从生态系统理论的层面考察，是因为它契合了多方面的需求。“在宏观上，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儿童的教育，愿意花钱，不惜一切代价。在消费者层面，蒙氏教育强调秩序和工作，而这种价值观经历了‘文革’后被摧毁得很厉害，作为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建立起这一理念。从幼儿园层面，蒙氏的教具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到，气势上先就吸引眼球，而且又有一整套已经形成体系的操作规范。”正因如此，在众多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外国教育模式中，蒙台梭利教育可以独领风骚，反倒胜过了在幼教学术界受到大力推崇的瑞吉欧教育模式。而蒙氏幼儿园的贵，因为有专利教具的掩护，来得格外理所当然，“事实上，在美国，蒙氏幼儿园也很贵，属于高端幼儿园。这么多孩子上蒙氏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如果把中国幼儿教育的贵都归因于蒙台梭利幼儿园的燎原效应，在北京小橡树幼教中心创办人王甘眼里，也是不公平的。“过去我们有企事业幼儿园、街道幼儿园等，社会各个层面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补助，这可能产生一些缺陷，比如有的单位把一些老弱病残亲戚之类安置到幼儿园，使得幼儿园专业素质不高，不思进取。但是现在大家都甩开包袱了，把这些幼儿园关了，国家又没有把这个包袱接过来，结果都需要年轻父母自己去掏腰包，压力一下子变得特别特别大。”

　　对于这个问题，李辉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率领的研究小组在香港倡导实行了学券制度，从2006年起，香港政府每年增加20亿元幼教经费，以学劵形式为每个幼儿每年提供1.3万港币的学费资助(其中3000港币作为对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费用)。在这一制度施行前，香港幼儿园月收费的中位数在1300港币到1500港币左右，发放的学券基本上可以负担起中下层所有家长的开支。李辉认为，以内地人口基数之大，或许无法一下子企及香港的投入规模，但如果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商业化过程中起到一点推动作用，现在围绕学前教育而生的种种激烈矛盾，将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福利性的国家补贴或许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发达国家，总体趋势上，中产阶级的父母也倾向于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子女的学前教育上。上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幅照片，曼哈顿的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幼儿园门前，家长们焦急地排着长队，争夺有限的空缺，而与此同时，同一社区的公立日托中心却门可罗雀。在中国，即使在北京，一些优质幼儿园被踏破门槛的背后，也有许多幼儿园因为招不上生而关门大吉。

　　在我儿子出生前，我对自己说，一定竭尽所能，不要妄图在下一代身上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已经足够。然而，如果说健康和平安都可以求到固定的解，快乐的答案，却实在太过多元。怎样才能快乐？我压根儿不相信什么起跑线的说法，正如王甘所说：“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赛跑，我们是要帮助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找到最恰当的位置。”但是，我喜欢的作家龙应台也对他的儿子说：“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后，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这又何尝不是我的心声？

　　在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又平又热又拥挤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对于优质资源的竞争可能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即使他只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

　　从事幼儿教育产品开发的美中智通产品发展总监陈翔伟表示，幼儿教育产品体系的演变，根源于成人社会对“成功”的想象的变化。在强调确定性、唯一性、规范性的现代主义体系中，“学好数理化”可以是成功，“考上名校”可以是成功，“出国留学”可以是成功。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所有这些都被颠覆了。现实多元，观点多元，答案多元，解决方案也多元。在层层竞争压力向下释放的背景下，也许，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廉价的。

　　于是，我也许会继续打开我的钱包，将我所有的钞票和爱，奉献给我亲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