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援疆的取舍

　　“如果经济发展不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相联系，产生的一定是负效应。”对于当前最大规模的对口援疆，有受访人士反映，新疆人民有喜悦也有不少疑虑。这位主管干部就指出，“新疆老百姓的担心是，对口支援投资那么大、建设那么多，是不是双赢？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的收益是更多地留在了新疆，还是资源和收益大部分又流走了？是留下了人才、资金和发展机制，还是留下一大堆混凝土建筑？”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对此也有所觉察。一家内地大型企业为南疆某贫困县对口援建一所学校，只在本地采购了一些沙子和砖块等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从设计、施工到装修、设施安装全部都由该企业下属的内地建筑公司包工。也就是说援建投资基本全部流回内地，本地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没有受益。

　　“新疆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专业人才匮乏，生态环境尤其脆弱，至少需要20年以上因地制宜地长期规划和坚定有序地改造开发，才有可能改变基本的发展面貌。”他认为，且不说“输血式”的短期对口援疆不可能完成任务，“造血式”对口支援如果时间过短也难以应对新疆的复杂发展局面。

　　例如，本刊记者在南疆与一位援疆三年的挂职副县长交流中发现，对于自己所在农业贫困县，这位来自东部的干部给出的思路是大力发展工业；如何在当地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的现状下吸引工业项目落户，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出台比周边县市更优惠的工业发展政策。

　　“我经常跟援疆干部开玩笑，你不是经济发展大师吗？经济发展大师首先应该是发展环境的治理专家，对此国际公认的指标就是政治局势稳定。如果搞经济发展不考虑这个首选条件，等人家把环境治理好了，你再来赚钱，你的本事体现在哪？”一位新疆本地主管干部认为，未来的对口援疆从政策到干部，必须改变运动型、任务式和内地弱势干部“镀金”或曲线进步“跳板”的状态，“这就好比舅舅到外甥家帮忙，能帮就添一把柴，帮不了就躲开。”

　　类似的疑虑还来自此轮对口援疆的时间表。按照中央部署，时间期限为2011年至2020年，十年后怎么办？能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而且，对口援疆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目标是什么？是一大堆经济指标，还是社会满意度？为保证援疆工作的动力，奖惩机制又如何建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既需要给新疆干部群众解释清楚，又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

　　皮亚勒玛乡的石榴

　　本刊记者在南疆调研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成功的案例。这样的故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皮山县皮亚勒玛乡遇上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皮亚勒玛乡是全县最贫穷的乡。全乡3000多人种植17000亩小麦，因为缺水，每亩收成不足100斤，年人均收入不到300元。该乡也是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闹得最凶的乡镇之一。自治区政府原准备将这个自然资源完全枯竭的乡整体搬迁。

　　当时主持工作的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老百姓坚决不答应搬，“我说不搬，那就只有一条办法，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调整种植结构。”老百姓无奈中同意了，“我说你们现在种地的目的是为了吃粮，为了活命。好，活命的责任我来承担，发展富裕的责任你来干，行不行？大家说行。”

　　1991年，全乡小麦种植面积压缩成5000亩，所缺80万公斤小麦从该县返销粮中解决，另外的12000亩土地全部种植本地特产——石榴。石榴属耐旱作物，是当地自然条件数百年物种选择下来的特产。当时该乡只有120亩，一般当做贵客的馈赠礼品，市场价格很贵。“老百姓听说一下子砍掉1万多亩小麦，想不通，说‘我们不是吃石榴的民族，我们是吃粮食的民族’。我说，三年我保证你返销粮。硬是三年，从120亩地发展到12000亩。”

　　这其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政府解决基本民生，致富要靠农民自己发展民业。在发展民业的同时，重点改善民生，但决不是民生优先，“否则，资金都用在了盖房子上，农民没有民业‘造血’功能支撑，就可能产生‘住得上用不起’的‘高级愤怒’。”

　　在南疆发展经济作物提高农民收入的过程中，他建议决策部门一定要帮助解决两个关键环节的问题，一是运输成本，二是加工成本。“国家要帮助新疆农产品进入全国市场。这项政策既然能给台湾地区，也应该能给新疆地区。”

　　1995年，石榴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2005年，全乡耕地面积几乎100%种植石榴，所产皮亚曼甜石榴成为全国农产品名优特产。目前，皮亚勒玛乡是南疆首富乡，去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万元。全乡1757户居民全部住进抗震房，有线电视入户率达100%，全乡农民在银行存款达1500万元。“7·5”事件中，皮亚勒玛乡无一人参与。

　　“这个事例说明，任何人有了财产，就有了稳定的归宿感，就不想破坏这个社会秩序。”这位干部感慨地说，“为什么过去新疆最乱的叶城县和皮山县现在反而不乱？两个地方的产业起来了，每个老百姓屁股后面都挂着财富，跑不动了。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创造恒产、打造恒业、实现恒心。”

　　“南疆的发展条件是初级阶段，就要遵循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就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现在，非要用不锈钢刀去切西瓜，非要说它比老百姓手中的普通刀子切出来的瓜好。”按照他30年的基层实际经验，“只要想办法让老百姓屁股后面装上沉甸甸的财富，生活质量比以前改善很大，做人的尊严能够得到更多的体现，不用那么多的许诺，他也不会离开家，舍下安居乐业的日子。”

　　他不赞成南疆搞劳务输出。“新疆建设那么多的事业要干，只要达到建设安全标准，为什么不能让新疆本地劳动力来干？”

　　“新疆的发展要遵从新疆的现实。就像皮亚勒玛乡的石榴树，是数百年自然选择后完全适应了本地自然环境的物种。超越地理环境去种植其他没有经过现实检验的作物，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石榴之乡的财富故事。”他警示说。

　　治疆新平台

　　新疆面积166.5万平方公里，幅员广阔，“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结构造就了各地区差异较大的地理人文环境。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北疆、南疆和东疆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地缘文化特征，一定程度加大了新疆治理的政策难度和操作难度。调研中，多位专家学者和新疆当地官员都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在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营造治疆新平台的政策建议。

　　马大正介绍说，历代王朝治疆，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次积极有效治理之后往往有一个削弱期，但在度过削弱期之后，中央王朝的治理范围和深度又有一个大的发展。治疆方式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完成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进程。”

　　比如，历代治疆经历了督统治理(西汉至隋)，羁縻治理(唐至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1884年)，建省治理(1884年以后)，体现了治疆平台不断演进下，中央政府治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内容的新疆治理机制已经运行了55年。而民族区域自治的运行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演进的过程。1957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就指出，“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发展的方向是从民族自治向区域自治的过渡，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全国同治。

　　采访中，一位新疆历史研究学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借助此轮中央大力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有关部门应该用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系统具体地制定新疆未来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没有与时俱进的治疆大方略，看一步、走一步的办法难以解决新疆的发展和稳定。”

　　他以清朝新疆建省为例介绍说，“建省之议由来已久，嘉庆年间龚自珍创议，道光年间魏源继续主张。由于学者们人微言轻，未能引起清廷决策层重视。时隔半个世纪，边疆大吏左宗棠借平定阿古柏之乱、新疆局面待治的机会，奏议朝廷一举建省，改军府制为郡县制，实现了治疆平台的飞跃。在清末政局动荡大背景下，新疆人口、耕地和税赋增长竟然因此达到了当时历史最高水平，极大解放了新疆社会生产力。”

　　“新疆人心思变，宜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改革完善。”该学者认为，目前，治疆短期目标应该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安定民心；中期目标应该逐步理顺行政区划与社会发展协调性。在他看来，目前19个单位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如果能够将之深化为长久的治理机制，实现行政、人事和考核的双向融合，“20年后或许会出现全新局面。”

　　按照他对治疆历史的研究，“要把新疆发展成国家经济增长的一极，难度太大。其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的位置，决定了新疆通道和平台的区位特征。”因此，建设新疆，发展和稳定要协调，但最终还是以稳定为中心，“这就需要政治保持长期的清明，刷新吏治，振作政风，创造一个安定进步的社会，使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否则，一切建设只是给不肖者造成敛钱发财的机会，把持作恶的工具，即便幸而成就，也决不能垂之久远。”

　　“现在，雷已经打起来了，雨能不能下下来，现在搞不清楚。下暴风雨还是下阵雨，也说不清楚。”采访结束，丰田普拉达驰返在达坂城312国道上，调研对象的最后这句话一直萦绕耳边。窗外残阳如血、国道逶迤，一幅“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画卷展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