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中坚

　　艾西曼镇人口1.61万人，基本上全是维吾尔族，只有10名左右的汉族干部群众。该镇人均耕地2亩，2009年人均收入3900元。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南疆民族乡和低收入乡。

　　按照所在岳普湖县规定，每个干部联系一个村，每个民族干部联系一个清真寺，定期与宗教人士交流谈话。因为每天都要和基层民族群众打交道，南疆的基层干部大部分都基本能用维吾尔语交流，相当一部分基层一把手甚至精通民族语言。

　　刘勇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基层乡村事无巨细，是最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一级政权组织。在南疆工作不懂维吾尔语，根本无法工作。”

　　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维吾尔老百姓和天下所有老百姓一样淳厚朴实、热情好客。“你到村里去，敲门说自己渴了饿了，他们都会端来茶、拿出馕，好好招待你。”这一点，本刊记者也深有体会：在去往岳普湖县下巴扎乡的私营公交车上，看到售票员多收了自己这位汉族同志的钱，一位维吾尔族中年女子“打抱不平”。尽管自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她的意思。

　　有这种群众基础，南疆各族基层干部共同创新了许多维护基层稳定的制度：邻里守望制度、护村嫂制度、“三老”(老模范、老党员和老干部)核心制度等等，有效稳固了南疆基层社会。一位喀什地区负责维稳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村里来个陌生人，我们基层干部第一时间都会知道。”

　　这个局面是南疆各族基层干部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争取来的。前喀什地委副秘书长杨新学为本刊记者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南疆地区稳定问题严重，基层组织涣散，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民族分裂势力嚣张。“1994年，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部署，集中开展基层整治建设。”

　　当时，杨新学带队就在艾西曼镇驻点工作。整个乡上、村上的主要问题就是宗教气氛极为浓厚。“当时该镇11个村，清真寺有14座。一边是豪华建设的清真寺，一边是简陋的老乡住房和破旧的学校；一边是非法宗教活动活跃，一边是基层干部不敢抓、不敢管。形成强烈反差。”

　　“整治的同时，也出了一些事，但集中整治队伍的力量不断壮大，正直的力量压倒了邪恶的势力，为干部和老百姓撑了腰。过去不敢管的，干部现在腰杆硬了，不但敢管敢干了，而且逐步转变到会管会干了。”杨新学总结说，南疆经过此次连续十二年的集中整治，遏制了非法宗教活动，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尽管不是一劳永逸，但形成了目前稳定的社会发展局面。”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南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在“7·5”事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7·5”事件发生后，7月6日，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企图在喀什艾提乃尔清真寺聚众响应。喀什领导已提早得知情况，调集武警和农三师民兵分割包围清理，不到一小时就平息了事件。

　　另一件事则充分体现了南疆基层干部的工作素质。“7·5”事件后，针对当时乌鲁木齐市民族聚集社区的不安定局面，自治区政府调集了一批南疆基层干部稳定社情。这批干部依靠熟悉基层的经验，很快就完全掌握了民族社区的社情：一个登记在册1200多人的社区发现常驻人口已达4000余人，甚至有在乌市生活了50多年的人还未落户的情况……一位自治区政府领导感慨地说，没想到乌鲁木齐一些干部十几年都没了解的情况，南疆干部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

　　调研期间，本刊记者明显感受到，“7·5”事件对南疆社会面影响很小。杨新学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南疆十几年基层社会整治后，群众基础比较好。”

　　甘苦南疆

　　作为一名从乡村干部一步步走上来的县级领导，岳普湖县委书记王湫斌最了解南疆基层干部的甘苦。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绝大多数基层组织控制力都较强，能够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突出问题是，如何让优秀的干部下到基层去？“现在乡村干部待遇低，工作条件极差，责任和压力巨大，我们这里甚至地怎么种都需要干部管。南疆干部很少有不懂农业的，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

　　“与此同时，乡镇干部所拥有能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权力却越来越小。”他解释说，乡村两级组织的关键问题不是没有执政理念，也不是业务没能力、工作不敬业、作风不扎实，“关键是物权、财权上收，使其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大大削弱，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

　　“有些乡的集体经济好、收入多，其基层组织建设有经费保证，有实力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就相对较强。相反，基层组织就比较涣散，对群众的吸引力就弱。”王湫斌举例说，曾经就有农民拿着粮食补贴款在村支部书记和村长的脸上晃，“‘怎么样，我不听你的，这钱是中央给的’。这些干部在村里还有威信吗？”所以，他现在要求，所有支农惠农的补贴都由村干部亲手发放给农民。

　　“乡村干部队伍中的确有一批侵害老百姓利益甚至贪赃枉法之徒，但从基层政权建设角度看，可以通过加强监督来解决，而不是因噎废食。”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一天县委书记也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困难，那就非常危险了。”

　　对于县级组织给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王湫斌非常不理解一件事，“曾经有新闻报道，广东东莞市提出对所有困难家庭一户补助一万块钱。当时我就想，你能给一万块钱，我一分钱也给不了啊。东莞要搞，可以悄悄地搞，高调宣传对发达地区是正面影响，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就是负面效应：东莞干部是伟大的，我们的干部不行？”

　　采访中，一位地委干部尤其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目前基层组织考核体系的担忧。“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指标，就是优秀党员具备的所有素质要求干部都要有，把干部考核成‘超人’。借鉴外国法治经验，搞出一大堆行政量化指标，把人都考核完了，行政量化指标到现在还没完善。其实，就是把本该由部门承担的工作变成量化指标、量化责任，层层分摊，最后全部压到基层。出了问题追究责任，都落在基层干部头上。”

　　结果是，干部主动下基层的动力基本消失了。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中央加大对基层组织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形成一种“基层能干事业、基层能出成绩、基层待遇有保障”的干部工作氛围，“增强基层组织的财力和物力，加强基层干部的提拔力度，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待遇。”

　　目前，南疆基层干部的待遇有所提高，但相比北疆和全国，仍然相对较低。王湫斌举例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县的村支部书记每月工资650元，治保主任每月400元，其他副职每月350元。现在农民都骑摩托车打手机，支部书记每天要处理多少事、跑多少路，交通费、通讯费一月至少400多元。如果乡里开上十次会，每次吃上一碗十几元的拌面，所剩无几。”

　　对于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杨新学体会最深。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喀什工作了40多年，只探了四次亲，“一是太忙没时间，二是掏不出路费。”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去世那次回家：

　　“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疆基层搞集中整治最忙的时候，老家打电报说老父亲病危。费了很大劲才请了假，坐了两天多的汽车才到乌鲁木齐，买上火车票往陕西华阴赶。”当他终于赶到时，发现家门上贴着白色对联，父亲已经病故埋葬了。对着父亲的遗像，杨新学嚎啕大哭。

　　就在此时，身边的弟媳突然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就不能坐飞机来呢？”杨新学当时自己心中的委屈顿时喷涌而出，当着众人的面告诉弟媳，“我哪坐得起飞机啊？”回忆到此处，这位60多岁的老人潸然泪下。

　　本刊记者最后了解到，至今这位正处级退休干部还只拿90%的退休金，3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