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重点高中是第一中学，那里聚集了所有的好学生和教师，自然也成为教育资金侧重之地，高中招生仍在扩大。教育资源的急遽分化，在那个比较差的五中，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图景：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学生弃考，另有一些高一高二学生中途直接去打工、当兵。

　　有一位学生上了三本线，向陈东咨询。他毫不犹豫地让她放弃，“毕业出来你能拿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才能还得起贷款？”对于这所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考上高职或三本院校是个比较实际的目标，但是这些学校却是学费最贵的，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根本读不起，所以，有学生干脆直接放弃报名考试也就不足为怪。

　　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注：应届高中毕业生未报名参加高考)曾引发广泛讨论，教育学家发表了多种观点，但官方并未做出实证性区分。国家基础教育界元老、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非常希望能对弃考原因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这是一件大事”。

　　而全国综合教育类“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高考报考人数回落现象的审视》的论文认为，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上述论文说：从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上述论文认为，与此同时，“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上述论文说，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高校十年大跃进后成倍翻番的招生规模，一方面是之前慢慢传导现在突然表现出来的高考生源迅速减少。那么，高校真的正在面临过剩危机吗？

　　而就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录取批次靠前的高校，还未到生源危机的程度，而对于录取批次较低的高校，生源压力越来越明显，有些学校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地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如今，当生源下降的时候，一些人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2003年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转折之年，教育部出台8号令，正式承认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5日，全国独立学院数量达到了322所。

　　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

　　西安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讲述了这一行业的办学之道，“核心是营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招来学生，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位院长计算的维持运营的最低规模是7000人。生源就是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就意味着投资不能回收，学校不能运转。

　　而当时，大多数匆匆创办的独立学院根本没有完备的师资力量，教师的年龄呈现“两头多”的情形：一头是退休的教师，另一头是兼职带课的博士、硕士。

　　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也更急迫。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独立学院自主招生，但是实际上却相当自主。”独立学院的民办投资人往往与中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

　　那时全国各地招生领域的乱象丛生，如当年轰动武汉的“8·28”特大招生诈骗案，一位招生中介参与其中。他向华中师范大学影视工程学院招生处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批发100个录取通知书，一天内售罄，因为当时市场价是2.8万，他只卖2.1万。第二天他提着现金补满了100万，并想再批发一些，对方告诉他可以再给他800个，他吓一跳，嘀咕了一下：你华师招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教室？

　　后来，他才发现，市场上这种通知书已经几乎是“无限供给”，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价格降得更低，他和招生人员讨价还价后，每份价格降低了3000元。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教育部在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暂停招生。

　　此时，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本院校、湖南吉首大学招生办老师廖金香承认，二本院校“还没到吃不饱的程度”，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二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吉首大学的新做法是：跻身湖南省教育博览会，并史上第一次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宣传自身。

　　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那个契机是怎样在高等教育的现有格局中展开，而今仍不明朗。不过，它总会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未来几年里的某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