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乱象中的主流困境

　　作者： 范玉刚

　　文化就像女人的裙子不但五颜六色，还是五花八门

　　当下，文化就像女人的裙子不但五颜六色，还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大众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元；一方面却在某些强势媒体的主导下越来越趋向猎奇、盲从和跟风。认同越来越受制于消费而呈现多元化取向，在引导大众或强化大众的认同方面，主流文化的力量显得有些弱或力不从心。

　　这种弱使人联想到近来的名人故里之争，甚至个别地方还出来争抢所谓西门庆的故里，把早被历史淘汰的文化垃圾抬出来招摇过市。不能不令人痛惜主流文化引导的乏力和对国人甚至地方政府文化见识的担忧！曾几何时，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度竟然被文化赝品、文化盲从所笼罩，在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日益凸显的今天，不能不令人唏嘘不已！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引导力的弱化，使得一些“另类”文化“越位”凸显，一些存在于个体私人空间中的“另类”原本无碍，但它从边缘的私人空间跻身公共空间且僭越主流文化的位置，借助一些强势媒体的炒作张扬其价值观就要值得警惕了。

　　大众媒体不能成为“把无耻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的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平台。主流价值恰恰应在这种润物无声的娱乐中浸润人的心灵，走入大众的心底，在娱乐中融入主流价值，在不失节目的娱乐性中彰显主流价值观，这样的娱乐节目才有可持续性。

　　对低俗文化的评判也决不单纯是道德领域的事，而是关乎公共空间的价值引导！需要警惕的是乱象的蔓延和对大众的裹挟，以至于形成某种强势的杂音：出格的言论被看成“率真”！使本来在公共空间受到否定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展示的“合法性”。造成乱象的原因很多，社会的深层矛盾，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但主流文化应对时潮的无力和价值诉求的模糊，助长了乱象的泛滥，使其越出界域受到盲从大众的追捧，在全媒体时代形成强势影响和轰动性效应，进而对公众的承受力形成挑战。主流文化是民族精神家园中的森林，在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中它要担负起价值引导功能，只有以自身的强力和鲜明的价值导向“让文明健康成为文化主流”才能真正抵御低俗之风。

　　主流文化在时潮面前失语，为什么不受大众的欢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低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主流文化缺失明确的价值诉求和清晰的价值观。披着时潮外衣的相亲节目乱象使一向“开放”的外国媒体也认定中国的相亲节目“跑偏了”，连老外也被拜金论“雷”到了：这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还是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招骂可以成名，如今已成为许多才艺平平的人出名的不二法门，在某些大众传媒的蛊惑下，但凡被骂过的人都借机出了名成了明星，制造“宝马说”的拜金女还被某电视台拉去当主持人，这是为哪般？靠低俗的招骂伎俩走红于大众传媒，这是何等的荒唐！由娱乐而至愚乐，主流文化不断被低俗文化侵蚀着，导致社会中价值观的扭曲，在娱乐的追逐下，一些“另类”横空出世受到追捧。

　　对大众来说，被时潮所裹挟、盲从低俗也许是不经意的，甚至无可厚非，问题是主流文化如何对盲从低俗作出有效的引导？主流文化明晰的价值观应成为社会的一个尺度，而不是相反，主流文化(包括主流媒体)被时潮裹挟着炒作热点，致使某些界域内的大众文化一时间成了主流文化的榜样，这些原本是主流文化要引导的对象反而使主流文化成了它的注解或在时潮面前失语。缺失鲜明的主流价值观，玩擦边球游戏，使得一些大众传媒在如何担当社会责任、如何捍卫公共权利、如何坚守道德底线等方面一再退让。多元文化思潮激荡中，主流价值诉求的模糊和大众媒体的扰乱视听，使主流文化中的价值引导力不强、声音弱小，诱使大众认同时潮的影响。

　　不是说主流文化不要娱乐，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不能缺失娱乐，而是说娱乐中不能不负载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如今在娱乐中张扬的多是一些非主流的东西，一向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商业大片不也是内容空洞价值诉求模糊吗？甚至以“东方情调”迎合西方目光的“凝视”吗？我们要反思反映主流价值观的节目，为什么不受大众的欢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娱乐节目中融入主流价值不是要否定娱乐性，没有了娱乐节目怎么办？但不能任由“娱乐至死”。在娱乐中融入主流价值是自然而然的，这正如美的生成不是外在的，美化生活不是美的点缀和扮饰美的流行，大众在娱乐中对主流价值的体认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方面好莱坞、韩剧都是可资借鉴的案例。

　　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乏力和影响力的弱化，需要重塑

　　首先，主流价值要清晰鲜明，要让大众在文化消费中有真切的感知。其次，要让大众认识到娱乐不能偏离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主流文化不能以僵化的宣教面孔来败坏大众的胃口，一个人的真实道德和信仰不能从一些道德律令中抽象出来，也不能靠宣教来灌输，它以个人感悟为基础，以日常生活的自觉践行为内核，在社会层面形成某种共识，由拥有不同利益、价值的人们“共享”。主流文化中价值观的不清晰，低俗文化的盛行，使大众模糊了应当的价值诉求。结果，在各种乱象中看到的是引人注目的道德滑坡、底线的一再后移、精神沙化、人格矮化，这与主流文化中缺失鲜明的价值诉求，以及在多元文化思潮博弈中主流文化的自我调节、自我调适功能弱化，难以在舆论信息高地和道德价值高地产生强势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无关联。致使盲从的大众被裹挟着“娱乐至死尚不休”，逐渐淡化了文化中的敬畏感、羞耻心和审美精神。

　　低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主流文化的价值贞立和价值评判力的弱化。文化失序现象的泛滥表征着主流文化难以招架乱象丛生的低俗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的无力使其在多元文化思潮博弈中难以实现对乱象、文化失序的纠偏和遏制，主流文化的某种自说自话、价值的空洞化，使得正面价值难以实现人群的全覆盖，在消费层面拥有强势话语的大众文化除了力挺文化消费的多元化之外，还引导着大众对感官娱乐的平面化价值的追逐。因此，主流文化要以敏锐的洞察力，以文化的形式把价值观植入日常生活、植入人生、深入人心，使之成为生活中的自觉选择。

　　在当前的文化产业热中，尤要谨防以所谓产业化之名，以商业维度侵蚀文化的价值维度。我们要洞察到现实中这些抢眼球的节目把严肃的话题作为娱乐的噱头，旨在赢得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发展文化产业主流价值不能缺位，主流文化的缺失必然使非主流的价值观充斥其中。这就不难理解，在跟风的盲从中为何观众和媒体一方面对脱轨的“拜金”言行和明显的缺乏科学常识的现象表示不满，却又沉浸其中盲从的追捧使其走红，成为电视节目的嘉宾和媒体炒作的对象，甚至成为赚取大众钱财的知名的公众人物。主流的真的精神的缺失必然使假的空的填塞其中。

　　文化的无序、失序现象扭曲了社会的主流价值，颠覆了人们持守的道德底线，以至于年轻的匿名的大众把“另类”当偶像。这不是某个“匿名者”的错，是主流文化缺乏亲和性、引导力，缺失中流砥柱精神的贞立！这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及其主流媒体的努力，需要公共机构的科学普及和所担负责任的到位，需要每一个现代公民的文化自觉，需要社会共识在社会层面获得真正的认同。(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雅”“俗”标准如何辨析

　　作者：孔庆东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

　　究竟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社会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之间的差别，甚至可以大到完全相反。笔者研究雅俗文化问题将近20年，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抗战期间中国文学“超越雅俗”的课题。学术界已有的认知，“雅”和“俗”本来没有褒贬色彩，只是类别上的不同。“雅”本来是“夏”，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中心地区”。而“俗”指的是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说非文化中心地区的文化，就比中心地区“低下”，正像今天不能说一个四川人、广东人、东北人，就不如北京人有文化。根据著名美学家、《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时意指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作“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意，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知道，“俗”是一个双重语义的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是习俗、风气，“多数人普遍实行的习惯生活方式。”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凡庸。这两重语义经常是同时呈现、含混表达的，如钱钟书阐述汉字中蕴含的辩证法时所云：“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语出以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辞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笔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通俗文化”。正如老舍先生指出的，“俗而有力”，就是伟大。荷马史诗、诗经楚辞、格萨尔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直到五四白话文和诸多“红色经典”，都是“通俗”的。

　　“通俗”有两种意思，“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才能把握通俗文化的本质。“与世俗沟通”强调的是创作精神，“浅显易懂”强调的是审美品位。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依存，“沟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沟通”。人们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产生了许多误解。

　　所以，“俗”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大俗就是大雅，例如白居易、红楼梦、赵树理、老舍、巴尔扎克、披头士等。而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一种“恶俗”。“媚雅”与“媚俗”，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通俗”类别的文化产品中，可以有“大雅”出现，就像《诗经》中包含着“风雅颂”一样。而所谓“阳春白雪”的类别中，也产生着大量的垃圾。例如我们不能说每一首交响乐都是“高雅”的，千千万万的交响乐、朦胧诗、文言文里，包含着大量的仿制品、劣质品和心理不健康的作品。而相声、快板书、评弹、摇滚乐、乡村音乐这些“通俗”的类别中，却可以产生流芳百世的经典。

　　我们今天应当反对的“三俗”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上个别文化艺术部门，已经被三俗之风所基本控制，他们长期对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阳奉阴违，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进行妖魔化宣传和污蔑，长期不传播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符合党的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艺术精品，长期热衷于传播境外敌对势力有意灌输给中国人民的有害作品和泛滥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的肉麻浅薄的精神鸦片。而对待弘扬中国本土艺术、民族传统的曲艺、戏曲和反映中国人民正直乐观、独立不屈精神的好作品，故意打压、有意漠视。因此，这些单位和部门，很难真正“反三俗”，相反，他们很可能还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了维护一己私利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栽赃陷害那些正直的艺术家，打击人民所喜爱的雅俗结合的精品，从而继续维护自己在文化界的“三俗”统治。

　　首先要反对被敌对势力洗脑之后的人云亦云的民族虚无主义腔调。很多人不读书、不思考，整天跟着流俗咒骂革命、对革命先烈和历代国家领导人进行人格侮辱、咒骂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而咒骂中国的一切，彻底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还自以为见解高明，不知道自己所言是老百姓所说的“臭大街”的垃圾。这些人里，有我们国家很著名的文艺明星、很著名的作家学者甚至文化部门的领导，反三俗，应该首先从这些人身上开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是从这些人身上崩溃的。

　　其次，要反对那种漠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没心没肺”的文化心态。明明是大水遍地，旱涝交加，有些人却天天高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这种粉饰太平、强奸民意的作品，不但假大空，而且极其不道德，严重伤害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必须坚决反对。还有脱离生活、无病呻吟、整天咿咿呀呀爱得要死要活的“纺棉花”艺术，也属于“低俗”乃至“恶俗”，而个别领导不但不抵制，还花费国家大量金钱，把那些艺人请来，造成对亿万青少年日复一日的精神戕害。

　　再次，要反对那种不懂艺术、不具备起码的艺术鉴赏能力，却对艺术指手画脚的粗暴恶劣作风。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开国领袖算起，我们的历代领导人都是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但是现在个别领导，看不懂芭蕾舞、专看脱衣舞；听相声不知道什么是真相声，专听那些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相声”，听不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敢于讽刺权贵的、每天赢得无数掌声的好相声；看二人转也不看赵本山为代表的浩然正气、为民请命的“绿色二人转”，非要跑到东北小县城、看那些专说下流话的“黄色二人转”。让这样的人反“三俗”，他们必然会杀死苏东坡、高捧李师师。说得苛刻一些，他们连李师师的艺术也欣赏不了。所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首先应该有一双“万山大叔的眼睛”——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带领人民认清何为雅、谁是俗？方向搞错了，就会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后果。(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