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缺位”导致文化饥渴

　　作者：张晓明

　　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国家，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庸俗，或者低俗现象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如何看待低俗问题的产生原因，才决定了我们将采取何种措施，向什么方向前进。我这里要说的是关于低俗成因的三个基本判断。

　　短缺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滞后造成的。当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支出增加，文化消费需求强烈，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却不能充分满足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饥不择食现象。由于长期没有丰富和多样的精神产品的滋养，一般大众对于高雅和通俗便无从判断，对于什么是通俗，什么是低俗便无从区分，情况必然如此。

　　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我国2009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提前10年实现了以前制定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全面小康”发展目标。东部发达地区开始超过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发达程度国家的行列，这种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出的表现。根据有关研究，与国际上相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水平仅及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国家，人民群众缺乏基本的文化鉴赏力，不要说通俗文化无从分辨，就是高雅文化也难以定位。

　　市场不开放或者半开放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的调节机制混乱造成的。文化生产历来就有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一种是计划(或者称为“供养制”)，一种是市场。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将财政供养作为国家弥补市场失灵缺陷手段的体制机制，高雅和通俗于是各归其位，和谐发展。计划经济源于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是“矫枉而过正”，错将计划作为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将国家作为文化创造者，将适应多样化需要的市场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一概否定。幸而我国已经实行改革，走在“转型”的路上。

　　但是转型时期往往变得问题更加复杂严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体制内文化事业单位长期实行双轨制，全面改制刚刚展开，市场开放程度还较低，行为方式显得特别混乱。比如说一些传媒机构，既有极强的产业功能，又承担了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身份定位不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混用(甚至是狭公权以谋私利)，经常出现过度商业化运作以追求收视率，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现象。低俗文化往往就是在这些机构助推下风靡起来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清一色的高雅文化，而是要以市场化的机制生产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多层次文化消费需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回归本位显得尤为重要。不希望再出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一窝蜂地追捧流行文化的不正常现象了。

　　缺乏基于市场环境的合理的管理机制

　　在市场机制调节文化资源配置的社会里，消费产生供给，高雅和通俗各有市场，甚至低俗的服务也有需求。只要不事关公序良俗，不冲击道德底线，不付出过大的社会成本，就要尊重其消费者和生产者有权生产和消费的权利。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管理机制：必须科学地评估、合理区分、分类管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文化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的副作用。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和前市场经济社会有重大区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对于文化活动实行“一臂间距”管理模式，对传媒区分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管理，对电影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对营业性娱乐场所实行分类管理，摸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过度市场化消解精神价值

　　作者：邹广文

　　过度的市场化导向以及利益驱动使得大众文化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基本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如何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以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广大文化工作者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先进文化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从本质上说，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突出特征。在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我国的大众文化在借鉴、吸收和实验中已获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就其表现形式说来，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电视娱乐节目、现代广告、畅销读物、报纸杂志的消遣版面(副刊、周末版)、卡拉OK、MTV、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璜、时装表演、选美活动、明星崇拜等等，这些大众文化形式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已不陌生。

　　与改革开放前封闭保守的一元文化相比，近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共时并存的局面。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这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文化本身极度分化，其内部出现多元化、分层化格局，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面貌。

　　由此看来，当代大众文化似乎已经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平等化，人们似乎已经进入了自由、平等、多样的文化伊甸园。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否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冷静思考我们感到，过度的市场化导向以及利益驱动使得大众文化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

　　首先是感性欲望的泛化。当代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无限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力，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位，它给人类带来瞬间的感官愉悦和满足的同时，却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呈现出平庸、浮躁、奢华的特点。

　　其次是主体人格的分裂。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的盛行和泛滥，逐步导致主体人格的分裂，出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对立与冲突。人本身被零散化、空心化、平面化，人们成为忘却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

　　第三是精神价值的消解。 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象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首要的是占有市场、占有消费者，其内在的质量、价值、意义倒在其次。 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以“为大众服务”为借口，不断制造各种畅销的卖点，从而使自己的市场效益最大化，认定最畅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与人类文化精神的跨世纪整合相适应，正面临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在目睹了大众文化所携裹而来的媚俗、泛娱乐、煽情、类型化、商业化、快餐化等种种现象之后，应该深刻地反省大众文化的世纪性误区，全社会应该有效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保持健康的文化价值诉求，在大众文化实践中培育高尚的审美精神。(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流被边缘化背后的国民心态

　　作者： 张传有

　　民众之所以又爱这些低俗的东西，主要是源于对正统说教的不满、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反感，以及长期以来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引发的逆反心理

　　主流被边缘化和道德教育的失误有关

　　道德教育的失误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调崇高道德，忽视道德层次性。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利他主义的原则，过分强调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等属于崇高范围的道德规范，并不是说这些道德规范不应当提倡，而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对道德底线的强调和遵守。这就使我们的道德教育过于空泛，落不到实处。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道德教育更注重层次性，更切合国民道德素养的实际水平，这应当说是一种很好的变化。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因此也就把道德仅仅看作是那些底线的原则，忘记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特征。也就是说，忘记了道德原则还应当适当地高于人们现有的道德水准。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人人都有“利己”的倾向，于是，有些人就把“利己主义”作为我们应当提倡的道德原则。这样也就削减了道德本身的理想性特征，损毁了道德引导民众向上的精神与作用。

　　道德目标是有层次性的，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作为不同的理想引领人类不断进步。我们不能因为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而把它说成是空想，我们强调道德的层次性并不是要否定道德的理想性。如果我们的道德原则只能去适应我们现有的道德素养，那么，道德也就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而且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低于现有的道德水准了。

　　对正统说教的不满造就逆反心理

　　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也是造成对真善美的东西加以抵毁，主流逐渐被边缘，各种庸俗、低俗现象泛滥的原因。凡是传统认为美的东西都拿来嘲弄一番，凡是传统认为丑的东西都加以吹捧，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斥之以鼻，采取抵制的态度，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时，就是对一切采取非理性的态度。

　　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所谓“审丑”现象，其实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体现。那些“审丑”现象的推手，自己并非分不清美丑，而是故意吹捧丑的东西，这种现象在网络世界显得更加突出，许多人把这种做法当作是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另一些人则把“秀丑”作为出名获利的一种手段。甚至以绯闻和丑闻当作博取出位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反传统的英雄，甚至以调侃的方式故意把自己说成是传统道德观下的坏人，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格言行标榜自己。

　　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和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错误理解有关。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现存道德传统的解构本身具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这种解构引进到中国后，把本来是神圣的东西、崇高的东西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解构主义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的影响力之大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了。

　　从这种逆反心理的分析出发，我们也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三俗”既恨又爱的问题了。从内心深处说，广大民众对“三俗”是极为不满的，而且真正从“三俗”中得益的也决非一般民众，而是那些通过“三俗”获得各种好处的权势者和富豪们。面对低俗、庸俗的文艺节目，一般民众只能付以尴尬的一笑，忙着数钞票的却是那些幕后的策划者。民众之所以又爱这些低俗的东西，主要是源于对正统说教的不满、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反感，以及长期以来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引发的逆反心理，源自于希望借种种反叛行为来宣泄这种不满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