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来重塑主流

　　作者： 严书翰

　　主流意识形态与杂音、噪音和“三俗”之风等消极现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扶正才能袪邪，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使这两大发展即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简称“三俗”之风)。这段讲话是很有针对性的，说出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心里话。

　　“三俗”之风流行，笔者认为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市场的消极作用和认识上的偏差。二是一些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育人的职责缺失。

　　市场的消极作用讲得不多或不太敢讲，其实这大可不必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与市场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市场没有消极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必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这4个字了，也就不必实行宏观调控了。而且“社会主义”4个字是起画龙点睛作用的。市场的消极作用之一就是会出现追逐利润的自发倾向。如果我们的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看不到这个倾向，又不能认识和把握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那么上述消极现象大行其道也就见怪不怪了。而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制止反而蔓延，是很危险的。

　　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做到把握规律，实现“统一”。所谓把握规律，是指推进文化建设一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决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上。要做到两手抓，两加强，这就是推进文化建设要把握的规律。

　　所谓实现“统一”，就是指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确实有两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以及有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然要求，也是可以做到把这两种属性，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如果在现实中出现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但是，一些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只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忽视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这在认识上是片面的，在实际工作中会带来消极影响。上面讲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三俗”之风流行是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这要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尤其是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我们要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使这两大发展即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这个提法是否太高了点

　　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职责是什么，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如，既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又是“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又如，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育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要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达到育人的目的。展开来说，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这是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产品是面向全民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这个提法是否太高了点，是否切合实际？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包括生产文化产品在内的各种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这是由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国家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有两层基本涵义：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可以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完全符合中国实际。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特点。用它来教育全民，十分有利于形成各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4个层次、5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当然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最大的实际是正处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有13亿人口。正因为如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需要对它的内涵加以分解，把握它的多层次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的有效途径，也是坚决抵制“三俗”之风等消极社会现象的有力武器。

　　共同理想为什么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人民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他们美好的向往。理想有各种各样。我们不能强求人们只能信一种理想。但是，在理想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8个字，这样的理想就能凝聚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上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联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且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因为它体现并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先后面临两大历史课题：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解决第一大历史课题，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千辛万苦，前仆后继，但都没有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都失败了。”虽然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是从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垂史册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并付诸改变旧中国的实践，才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在解决第二大历史课题即实现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虽然我们也走了弯路。但是我们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在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0年来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历史地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为什么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可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为它不但历久而且能够弥新。自从上个世纪初，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断赋予这个口号以新的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之后，提出了“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一定有能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胡锦涛指出，我们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创造了一条很好的经验，即不搞运动、不搞大批判、不搞“斗争哲学”，而是通过唱响主旋律和以正面宣传为主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此举深得民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主流意识形态与杂音、噪音和“三俗”之风等消极现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扶正才能袪邪。我们要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尤其是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美国“黄色新闻”潮的中国启示

　  作者： 陈力丹

　　解决中国大众化报纸的现代黄色新闻倾向，从两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第一是要有多家真正能够满足公众新闻需求的权威报纸，能够引领报纸专业主义的好风气。第二是形成主要由行业自律解决问题的机制

　　19世纪末美国《世界报》和《新闻报》煽情新闻标题：

　　孩子们是怎样被烤死的/尖叫饶命/血的洗礼/货真价实的巨兽(考古报道)/杀死小贝西的神秘凶手/年轻姑娘为何寻短见？/大作家令人惊讶地投身煽情小说/是什么使他偷窃？/凶手投案，请求处以绞刑……

　　南方最大晚报8月2日的头版，头条至三条标题新闻：

　　起纠纷酒后杀死客户/驾铲车疯撞致死8人/三车相撞11死2伤/神仙李一叫卖“特训”/伪娘刘著渐失“透明”……

　　该报文艺副刊某天的头条通栏文章标题：与算命先生同居的日子(“同居”二字做了放大处理)

　　美国100多年前的新闻标题与现在中国报纸的标题何其相似，甚至后者明显超过前者，大有发展继承的意味。前二报是美国19世纪末“黄色新闻”潮中的代表性报纸，老板分别是普利策和赫斯特。而后者代表着中国十几年来大众化报纸标题的比较普遍的表现样式，只是与北方报纸相比，南方的报纸在标题制作方面的煽情技巧，更胜一筹。

　　沾色带暴，难以撼动的低俗风

　　中国的低俗风与美国的黄色新闻潮并没有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联系，中国报纸的低俗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很多新闻工作者甚至都不知道美国的“黄色新闻潮”，就连黄色新闻的“发明人”约瑟夫·普利策因为创立了普利策新闻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新闻理念，在中国也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美国的“黄色新闻”(Yellow news)不等同于我国语境中的黄色(色情)新闻，它是煽情新闻的一种美国化表达，只是因为当初《世界报》和《新闻报》竞争，抢夺以“黄孩子”为主角的连载漫画的作者群，故把以这两个报纸为代表的新闻报道类型(煽情新闻)称为黄色新闻，这类新闻中包括性的煽情，也包括暴力煽情、政治煽情和伪科学煽情。

　　“黄色新闻”的这种处理手法，主要目的是刺激人们的感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带来传媒自身的经济效益(所谓“注意力经济”)，而对新闻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却很少考虑。这是一类没有灵魂的新闻思潮，传媒和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的新闻吸引人，把十分重大的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我国的低俗化新闻潮虽然和美国没有历史渊源，但是所循的路数，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与百年前的美国黄色新闻基本相同。

　　笔者十几年前就在多篇文章说过，我们正在重复美国百年前黄色新闻潮的老路，但几句批评不可能撼动利益驱动下的报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今天看来，我们不能再忽略这个潮流的存在，有必要学习一下美国成功抵制黄色新闻潮的经验。

　　主动抵制黄色新闻潮的美国报人

　　抵制这股黄色新闻潮的代表人物是阿道夫·奥克斯，他于1896年成为《纽约时报》的新老板。他的办报方针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和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

　　《纽约时报》自1896年起至今，每天头版左上角的箴言是：“本报刊登所有值得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这句话意在表明抵制黄色新闻的立场。奥克斯反对报纸玩弄“噱头”，宣布报纸只刊登具有时事新闻意义的而不是娱乐性的文章。他曾经用“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作为抵制黄色新闻的口号，因为当时该报的主要读者群是上班族，通常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1908年，玛丽·艾迪夫人在波士顿创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她曾受到媒体的伤害，因而在87岁高龄决心办一份公正的报纸。该报追随《纽约时报》开创的严肃报纸传统，每天报纸左上角有一句话：“不伤害而是祝福所有人。”(to injure no man, but to bless all mankind)

　　有《纽约时报》等一批报纸做出较好的样子，是黄色新闻潮得以转向的原因之一。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媒既提供了正面且能满足公众实在新闻需求的媒体榜样，又为黄色新闻潮的转向提供了确定目标。1912年《纽约时报》关于冰海沉船的报道，便是规范发现新闻、采访新闻，而且行文和图片做得令公众满意的典范。既然这种从新闻事实本身的报道方式能够真正满足公众的新闻需求，那么，黄色新闻夸大部分事实、无中生有，煽动战争，甚至引发总统被刺有关，自然引起公众反感，失去了市场。

　　美国移民多数是清教(新教)徒，道德理念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力的。过度煽情与新教伦理亦不对应。因而，在传媒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黄色新闻潮退潮了。普利策本人实际上也悔悟了，开始强调职业道德，捐助成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世界报》在他逝世后被出售；赫斯特在舆论的压力和经济不景气之下停掉了他的《新闻报》。因此，美国没有像英国《太阳报》、德国《图片报》那样的以煽情为特色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都是严肃报纸的风范(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唯一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是通俗化新闻纸，但不煽情)。

　　中国媒体需要榜样和自律

　　中国大众化报纸的低俗之所以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像《纽约时报》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那样成功而比较规范的真正的新闻纸。大家都在摸索中，缺少正确的行业理念，发行量和影响力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于是竞争促成了类似美国当年黄色新闻的报道模式流行。

　　党报有可能成为引领报业规范报道新闻的新闻纸，但无奈党报的办报理念长期滞后，至今仍然以指导工作而不是及时提供丰富的新闻为主。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可以效仿的榜样，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煽情主义盛行。

　　鉴于新闻传播业没有真正形成行业自我约束管理的体制，于是一切问题有赖于党政机关出面来规范。这种规范的主要方式是不断下达各种禁令，重复提出种种“不许”、“严禁”。这种文件属于行政规章，是刚性的，而低俗问题基本上属于职业道德范围内的事情。道德是弹性的，需要根据情境以自律的方式解决问题。自律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行政规章的监管力度有限且机械，于是只有一些极端的表现受到事后遏制，大多数一般化的情形没人管，也不可能被管因成本太大。

　　解决中国大众化报纸的现代黄色新闻倾向，从两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第一是要有多家真正能够满足公众新闻需求的权威报纸，它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和公信力，能够引领报纸专业主义的好风气。第二是形成主要由行业自律解决问题的机制，依靠他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也难以将职业道德和规范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本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