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郑秀的不合适是众所周知的。吴祖光就说过，我爸当时追求郑秀追晕了头，‘我很奇怪，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但情感问题很难说清。有一次，我爸坐在茶馆里看我妈给他写的信，被第一位夫人看见了，就跟他抢，在茶馆里大闹一场。我爸跟我说过，那之后，他对郑秀的心彻底死了。”万方回忆道。

　　由于郑秀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已经对郑秀“死心”的曹禺并没能马上离婚。之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成就了曹禺与方瑞的婚姻。早年的周恩来与曹禺都是南开新剧团中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曹禺曾经在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没有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拔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

　　有史学家认为，如果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后来对于自己作品的否定与改写，乃至此后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的无奈表现，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他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在中国，曹禺几乎就是话剧的代名词。他最著名的话剧作品《雷雨》写成于23岁，其他几个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写成于中青年时期。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于1910年9月24日。万家宝这个名字来自祖母，象征这个孙子是万家之宝、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生病身亡。母亲的亡故给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独的伏笔。直到他进入耄耋之年还常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在宣化做镇守使。城墙上都是荒草，听到号声，他觉得特别凄凉，就会流眼泪。他对人生的悲哀、悲凉非常有感受。他是一个天生非常真诚、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晚年时痛苦的曹禺，其实也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万方回忆道：“有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爸爸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戴着耳机听肖邦的钢琴曲，远远看见我走来就大声喊：‘今天特别的好！我在院子里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说着他在轮椅上颠了两颠。他拿下耳机，‘你听听，一定要听听，美妙至极的钢琴，快活哇！’我听了他的钢琴曲，又还给他，帮他把耳机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亮闪闪的，充满期待，‘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好。明天就不知道什么样儿了。’”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快活呀！’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的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1996年，曹禺在经过近十年的住院、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两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如今，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万方编剧、曹禺外孙苏蓬执导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上演。万方说，写作这个剧本的灵感，源自自己看到的一首小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今看，这诗似乎也是对曹禺晚年生活的某种映衬。

　　《有一种毒药》并不是万方第一次尝试话剧写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与父亲朝夕相处，目睹了父亲创作力日渐消逝的痛苦的时候，就写出过一个话剧剧本《谁在敲门》。这是一出两幕话剧，分别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文革后的被时代扭曲的命运。

　　万方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个人际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质的悲剧性是注定的：文革中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内心给予自己的巨大压迫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的不自由，是悲剧的根源。

　　“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在创造力消失后，仍然有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万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它不商业，不现代，却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只是，这个心愿未被达成。很难讲，这个梦何时能圆。

　　万方：父亲给我无形压力

　　有人问过万方，有位名人兼同行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感觉？“以前我一直回答没有。后来我突然明白，其实有。”正是这种压力，让万方在50岁后才敢碰话剧。父亲没写过小说，所以她敢写；父亲没写过影视剧，她也敢写。“因为我爸爸的话剧一直压着我，让我不敢写，直到自己觉得有了足够的写作经验才敢碰。”

　　最近，万方不仅和儿子联手把自己的话剧作品《有一种毒药》再次推上舞台，同时也完成了小说《纸饭馆》。这部书，万方在心里默默酝酿了八年多。万方想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最后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所携带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经历了风吹日晒的自然力驱使，和冥冥之中的内心激励，最后都逐渐流向了一条河床。”

　　如果把人分成主动型和被动型，《纸饭馆》里的男主人公涂刚就是被动型，被命运推着向前走。女主角尤玲则是少数的主动型，能量无限。

　　“涂刚身上有很多我周围人的影子，而尤玲更多是我的想象，我很欣赏她。尤玲是一个对爱情有嗜好的女人，她每次的投入都让自己信以为真。但是在她一次次经历之后，爱情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答案。女人真是情感动物，她可以为情感而生，男人不是。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承认，这不光是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就行的，而是要动计谋的。女人为情感而生，男人为野心而生。”

　　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过，男人根本不适合待在婚姻这种容器里。这也是万方的看法。“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女人可以满足的，而且很多男人是‘喜新不厌旧’。要保证婚姻的可持续，我觉得对女人来说，就是少要求男人情感的投入。情感就这么多，你用掉了，它就越来越少，它不是能够不断产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