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万方： 被名誉磨损的曹禺晚年

　　曹禺诞辰100周年，人们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也有人唏嘘，他晚年时因“写不出东西”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儿，万方则感慨：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文｜《小康》记者 苏枫

　　2010年9月24日，曹禺诞辰100周年。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幼年生活过的天津，故乡湖北潜江，乃至更多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人们以不同角度，追忆自己心中的曹禺。

　　在这众多追忆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女儿万方的。多年来，万方是个常被媒体只贴一个简单标签的女人——剧作大师曹禺的女儿。她在各种场合，被这样单一、反复地介绍，以致人们常常忘记，她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热播电视剧《空镜子》、《走过幸福》等均出自她笔下。

　　至今，万方家的客厅仍挂着曹禺生前手书的《观沧海》，落款处用细密小楷写着：“晨起为爱女小方子写这首诗，我们父女俩都很喜欢。”

　　作为女儿，且同样是“写作者”，万方或许是最懂父亲的人。懂他的天生悲观主义，懂他与母亲相知相契的深厚情感，更懂他在晚年灵感干涸“写不出东西”的无奈与痛苦。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那时候也有三十多岁了，但对父亲的念叨完全没有感觉。”万方说，如今距离1996年父亲去世又过了10余年，她才越发理解父亲所说的“梦”的感觉。“就像我家附近有条美食街，夜晚霓虹闪烁，我每次经过这条街，都觉得万物众生仿佛都在一只大碗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真实又虚幻。”

　　万方对人生的感悟，其实很多都与父亲有关——他的思想、他的性情、他的经历，都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她。万方14岁时，曹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她成了“黑五类”，没资格进教室，只能蹲在台阶上看“毛选”。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批判他是坏人。“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如今回忆往事，万方感慨说：“文革把我父亲彻底打碎了。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时代的轮子滚滚向前，把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碾碎。”万方觉得，像沈从文、钱钟书等老先生，都一样被时代碾碎了。

　　“文革那几年，大冬天，一帮人就冲进我家里来，说，‘曹禺，跟我们走！’我父亲就必须跟他们走。我们动都不敢动，稍一动弹，红卫兵啪一鞭子就抽过来。”万方对《小康》记者回忆道，“我写过一篇文章《遥远的文革》，觉得好像真是很遥远了，但想想呢，又只有这么几十年。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有一个法国电影《长相思》，故事讲的是，丈夫和妻子曾经感情很好。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许多年后失忆了，最后终于释放回家。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比如放音乐、跳舞，丈夫似乎也有一些好转，幽暗的生活似又照进一点光亮。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外跑，妻子喊了一声“站住！”丈夫猛得停下，慢慢把双手举了起来。那个瞬间，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营。

　　电影里丈夫的表现跟曹禺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朝心灵蒙难，一生难以治愈。

　　晚年时，曹禺几乎完全不推辞外界活动——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精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他写不出东西，可又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说。

　　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睡在父亲隔壁，曹禺突然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呢！”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曹禺特意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信中这样说——“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莎翁《马克白》(常译法为《麦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黄永玉谨上！”

　　当年，曹禺让英若诚把这封信一句一字翻译给了阿瑟·米勒听。万方对《小康》记者回忆，“他朋友很多，只有黄永玉会这样直接、严厉地批评他。”

　　“他当时特别珍惜这封信，有一阵子每天都拿出来看，看了许多许多遍。”万方记得，另外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给曹禺的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万方一直想写一本特殊的书——关于父亲曹禺，并在书中把父母亲的情书放进去。“我有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写给母亲的情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曾经让我特别困惑。很多人让我谈父亲，但是在谈到婚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不愿意多说。我母亲当年的身份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挺清楚了，我也一直想突破这个障碍来写这些故事，我现在有点下决心要这样做。我从心里是非常理解父亲的，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曹禺一生中有过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郑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万方的母亲方瑞是第二任夫人。

　　最近，万方把父母恋爱时候的情书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电脑里。“那些40年代的钢笔字已经快看不出来了。我爸的字真是只有我能认，小极了，写在软软的长条宣纸上，竖着写，像小蚂蚁一样，细细密密的。我打这些字的时候很感慨，我妈妈还是幸福过的。她拥有过那样的爱情。我爸对她就是整个世界。文革的时候，很多夫妻都离婚了。我爸关在牛棚里，我们又都下乡插队了，我妈自己去看我爸。所以，我爸晚年常常对我说，别看你妈妈表面很柔弱，但她心里是很硬的。我最近才忽然想到，这些情书保留下来很不容易，文革的时候都没有烧掉，可见我妈妈是多么珍惜爸爸写给她的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