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孔子祭”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自古以来就对孔子这位汉字文明的启蒙者推崇备至。当今日本各地的“孔子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尊孔活动。追根溯源，日本的“孔子祭”，其实就是中国祭祀孔子的“释奠”。

　　“释奠”，原是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其中的“释”意指祭祀用的酒食，“奠”则是供奉用的绢帛。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和鲁国父老就以此来祭祀孔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途经鲁地时，以最高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曲阜祭孔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典礼，延续数千年之久。两汉儒风颇盛，“释奠”渐渐从曲阜传至全国。东汉以降，主持“释奠”者或为君王或为重臣，仪式十分崇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积淀，“释奠”的内容渐渐丰富，至唐代时最后成熟。唐代在祭祀孔子时，还陪祭孔门七十二贤和先儒二十二贤。也正是在唐代，“释奠”经由入唐的遣唐使传入日本。

　　日本典籍关于“释奠”的记载首见于公元701年。前一年编纂的《大宝令。学令》规定，在都城设立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按时举行“释奠”，这是日本仿效唐朝文章制度的重要活动。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日本朝廷先后颁布律令《弘仁式》和《延喜式》，其中继续规定了“释奠”的内容。

　　日本朝廷对“释奠”的认识最初流于粗浅。直到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完整地传入唐礼，日本的“释奠”才渐上正规。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举行“释奠”，礼仪上学习唐礼，又兼有日本本国的特色，标志着“释奠”已融入日本。但由于未推行中国在唐宋之交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儒学在古代日本一直缺乏关键的制度支持。朝廷学校只接受贵族子弟，“释奠”也就限于上层贵族的狭小圈子。在12至16世纪的日本，古代日本律令政治解体，“释奠”的儒学色彩日渐黯淡，渐渐成为贵族的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律令政治解体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士阶层也开始举行“释奠”，这是后来“释奠”复兴的温床。

　　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江户幕府将源自中国的朱熹派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在幕府的推动下，衰颓已久的“释奠”迎来了复兴。1633年，日本大儒、幕府学官林罗山在私邸第一次举行“释奠”，并在三年后恢复了“释奠”讲经的传统。1659年，续任幕府学官，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复兴春秋两祭的制度，在五年后又恢复了“释奠”的乐礼。随着礼乐的恢复，“释奠”的影响渐及朝野。1691年，幕府修建的汤岛圣堂完工，标志着“释奠”成为国家典礼。在明治维新前，汤岛圣堂一直是日本祭孔的中心。幕府的祭孔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学习儒学的风潮，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江户日本的统治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政府努力消除幕府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致力于建立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儒学因此失去了旧日的官学地位，官方的“释奠”被废止。但在明治维新后期，儒学的影响渐渐复苏。官方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教育敕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同时，日本政治和经济的领袖人物，对近代化时期剧烈的社会冲突深感忧虑，就向儒学寻求救济之道，日本的“孔子祭”遂开始恢复。1907年，汤岛圣堂重新开始举行“孔子祭”，各地的孔子祭祀活动也渐有发展。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日本朝野反省维新以来的成败得失，儒家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肯定。此外，儒学在战后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中，后者在日本“经济奇迹”时期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孔子祭”，有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典礼，以及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长崎孔庙举行的典礼。汤岛圣堂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仪式大致因袭江户幕府世袭学官林罗山家族的传统礼制。长崎孔庙的祭孔典礼是在中国曲阜孔庙的直接指导下恢复的，大致与中国的仪式保持一致。在现代日本，汤岛圣堂、长崎孔庙，以及各地的“孔子祭”活动，都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的示范作用。

　　(神奈川大学访问学生张子平)

　　“周命维新”需要制度安排——专访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

　　采访⊙魏迪英

　　五四以来，左翼激进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一定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我无法认同这种立场。彻底打倒传统文化，又无法顺利移植期望的外国先进文化，结果只是造成一片废墟。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市，1970年到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思想史，目前关注的方向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社会观察》：对于呼吁在孔子诞辰日过“教师节”的提议，您有何看法？

　　朱学勤：早期儒家在精神上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孔子提倡周礼，却也十分注意制度的流变和设计。假如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之后，在制度改革上却没有足够留意，就未免有些虎头蛇尾。

　　要改革当今的教育制度，体制内的大学可以借鉴教授治校的模式，比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的评议会制度。同时，更应该允许民间资本投资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还有综合性普通教育，和体制内的学校发生竞争。否则，尽管年年有“教师节”，或者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乃至教育部发文件，也难以解决现在教育的问题。

　　《社会观察》：再往前追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被称为“教育的春天”。您作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如何看待“教育的春天”在当时乃至历史上的意义？

　　朱学勤：“教育的春天”是一次政治突围。改革第一步，还不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些经济层面的改革，都引起过巨大争论，效果也有起伏，今天已见动力衰退。改革当年很快破局，和“教育的春天”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在1977年7月复出，暑期在武汉听几个大学教师与管理人员谈到要恢复高考，便当即拍板，不必等来年，秋季即开考。当年12月，老三届考生走进考场，从提议到实现，只有短短四个月！天翻地覆，老邓抓住一代青年人之心，就抓住了80年代。这一代人与他的政治蜜月达到顶点，是在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四个学生突然亮出“小平，您好”四个大字。那是一段令人缅怀的岁月，但是很短暂，今天教育却面临危机了。

　　从历史上看，“教育的春天”和中国古代的科举有相通之处，但也不要拔高神化，它是“暗合”，无意中与古人逢新旧鼎革，即与民更始，开科取士的传统做法对接。顾、黄、王坚持游击战，打了十几年，九死一生，还可坚持，康熙一开科举，还颁布特殊政策，对这些前朝义士开“博学鸿儒”科，免考入仕，黄宗羲就难办了。他自己可守节，但子弟要下山则不能挡，也挡不住。

　　“流亡不是难堪日，开科方是大问题”。中国古代王朝鼎革，新王朝都会以开科举建立与士人的联盟，汲取政治合法性。在历史上背离这一制度遗产的王朝，无论功业多盛，国祚都难持久。元朝迷信暴力，不开科举，到最后颓势已现，再开科举，已经来不及了。

　　《社会观察》：如您所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契机就是“教育的春天”。今天人们对教育有许多批评意见，您认为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一领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期望？

　　朱学勤：我刚才说那是一段令人缅怀的岁月，但很短暂，就是这一意思。政革从“教育的春天”起步，这一代人还在，“教育成危机”，怨声载道。现在回头看，传统价值不是没有值得借鉴的部分，比如尊师重教。但要养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仅靠对儒家传统价值的宣传是不够的，穿汉唐衣冠行古礼，则更是滑稽。还是要靠制度性安排。比如要在大学恢复尊师重教的氛围，就不仅要从学生做起，更要从学校的行政当局做起。行政当局不尊重教师，学生怎么会尊重？当教师不是学校的工具，而是学校的主人之一，学生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

　　《社会观察》：您在1991年写过《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一文，其中就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阐述的政治哲学进行了讨论。您当时为何会对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及儒家传统产生对话的冲动？

　　朱学勤：80年代末，我遭遇一场精神危机，特别想知道历史上遭遇类似变局的士人心态，他们想什么？做了一些什么？故而会追寻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直至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是找书看，二是实地踏访。王船山流亡作遗民，是在湘西苗区大山，我走不到，距离远，经济拮据。顾炎武、黄宗羲就在江浙两省，离得近，还是能走到吧！就背一个旧书包，孤身一人，与农民挤在破旧长途汽车里，有时是拖拉机，去找顾炎武、黄宗羲的墓。后来读陈寅恪，还去找过钱谦益、柳如是的墓。

　　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一两年。结果分两层：在精神气质方面，至今还崇敬这些先驱人物，关键是因为今天士风日下，精神气质已经消失殆尽。在学理方面尤其是政治哲学，则发现顾、黄、王已经走到了那个时代的尽头，“断潢绝港，只差一篙”，连牟宗三都说要“嵌陷”，需另辟蹊径，再走返祖开新的路，行不通了。

　　当时不少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向四面八方敲门，有人敲开这扇门，有人敲开那扇门。我当时敲开了儒家这扇门，但经过一年左右的阅读思量，还是退了出来。所谓“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从精神伦理层面开不出制度安排)，就是这一时期敲门、进门、再出门给自己留下的反思小结。

　　《社会观察》：《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反映的是您多年以前的思考，那么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什么样的见解？

　　朱学勤：还是那句话：一同情，二保留。五四以来，左翼激进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一定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我无法认同这种立场。彻底打倒传统文化，又无法顺利移植期望的外国先进文化，结果只是造成一片废墟，即胡秋原所言：“西化打败了中化，俄化打败了西化。”后者乘虚而入，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

　　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有其合理性，孔子时代的儒家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自然法。周代八百年文明，其实就靠宗法制和封建制维系。而宗法制和封建制，又是植根于人类早期的血缘联系。在农业文明时代，儒家有现实感，符合社会实际与人之常情。就此而言，儒家不仅是学理，甚至不主要是学理，而是习俗、自然法，甚至是宗教，在方方面面维系着中国的古代文明。

　　对于在当代复活儒家文化，目前我持保留态度。前现代文明遗产，在现代社会必定会有扬弃。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很难通过对儒家的重新诠释和宣扬，设计解决方案。极而言之，儒家在现下或许还是能暂代宗教，“修身、齐家”还可以，再往上走，到“治国、平天下”制度层面，则捉襟见肘。不是说几句“创造性转换”——对古籍经典作一些新注释，就能从古书堆里“开”出一个现代制度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