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原本纯粹、单一的教育领域，为什么现在会如此乱象丛生，教育的本质又该如何理解？

　　于漪：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很多弊病造成。我始终认为，人做事情有国家这个标尺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公正的。没有国家、民族这把标尺的话，什么政策都可能走斜掉的。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道德、教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把做人的底线破掉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定力。但现在学校的定力很差，我们现在说了很多育人的话，行了很多应试的事。读书为什么？读书为明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这一条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掉的，这条放掉就等于放掉了教育，阵地失守了。现在社会的导向把做人的底线冲得乱七八糟。

　　什么是做人？“仁而爱人”，心中是要有别人的。为什么“仁”是人字旁有个二，心中没有别人还怎么爱人？

　　教育是一门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一直讲，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教育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一谈到教育，心里就着急，着急的是孩子。每个学生都是宝贵的，都是可塑之才。

　　《社会观察》：作为一个老师，包括个体意义上的老师和群体概念的教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得到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于漪：关于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要想发财，就不要来做老师；要想当官，就不要来做老师。教师是“以人为本”的工作，是要以自己的人格引导学生塑造完美的人格，以自己的高尚情操熏陶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来培养学生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教师，一定对自己的追求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仅是作为一个糊口的工作，那就是混了。教师是不能混的，混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学生的生命。所以说，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会经不起外界的诱惑。

　　因此，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格魅力。作为教师，还应有相当的学识，教师传授的是中华优秀文化、人类进步文化，必须对要教授的课程深入进去，自己非常清楚才能教好学生，才能做到左右逢源。汉代的韩婴讲：“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德才兼备，方可为师。

　　《社会观察》：从您自己的切身体验，如何来看待“尊师重教”这个问题？

　　于漪：尊师重教从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来讲，应该说中国是很重视的。包括农村里，过去一个乡村教师都是很受尊重的。

　　一个社会是不是尊师重教，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不仅是现实问题，更反映出一个战略问题，有没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为要可持续发展，必定需要人才辈出。而人是不可能自然成才的，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因此，必须去除急功近利的思想。功利主义的思潮对教育有极大的危害。教育要细水长流，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我们看西南联大，抗战期间最艰苦的时候，培养出人才，几十年后，现在的院士有很多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教育不是说今天种子撒下去，明天就长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在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熏陶情操。

　　从教育方面来讲，儒家非常注重尊师重教。尊师重教是仰望星空的事情，因为不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更要仰望星空，看到民族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前景、国家的前途靠的是什么？靠人才辈出，靠素质良好的劳动者，以及专门人才。还要靠卓越人才，不仅仅是专门人才。因此尊师重教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漂亮的口号，不是广告词，更不是一件用来炒作的事情，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事情，因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观察》：对于以“孔子诞辰日”替换现行9月10日为教师节这样的主张，您是怎样来看？

　　于漪：作为教师节，以孔子诞辰日来做，当然对孔子本身来说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孔子毕竟是圣人，他不止教育一个方面，从孔子身上确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

　　而现在的教师节，是在当时教师流失，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特殊历史阶段确定的，也可说缺乏必要的文化内涵。当时是在不得已为稳定教师队伍的情况下，确定这样一个节日，为营造尊师重教的环境而确定的。

　　对于这种改动的说法，我担心成为炒作的话题，一改动怕又是沸沸扬扬。但是在改的过程中，怎样操作将会有很多问题，要把道理讲清楚，毕竟当时也是有其原因和价值的。

　　至于教师节，需要必要的历史意义，但如果把教师节的确立等同于一味崇尚儒学，也有很多不妥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如以这个为教师节，是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对孔子精神的传承，对孔子学院的建设也是有好处的。但应该注意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改的过程中要十分慎重，否则反而弄巧成拙。

　　尊师之礼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和融合，古代中国在唐代进入极盛时期。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自古以来的政治成例。贞观年间，唐太宗会同诸臣议定尊师之礼，垂范皇族，泽及朝野，终成一代之风。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与大臣房玄龄、萧瑀，共论古今兴亡得失。太宗认为太师、太傅、太保并称太子三师，负有教导太子之责。若尊师之礼欠缺，则不足以使太子尊师重道。熟悉历代礼仪的房玄龄、萧瑀，奉命制定了皇太子见三师之礼，以成尊师重道之风。

　　唐代的皇太子见三师之礼，和先秦的《礼记·曲礼》一脉相承，注重从礼仪细节渐及修养。礼制规定，太子见三师须出殿门迎接，太子先拜，三师受礼后答拜；每逢入门，太子应让三师先行；入座之时，三师先坐，太子后坐；太子致信于三师时，抬头应写“惶恐”，结尾应写“惶恐再拜”。

　　早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对尊师之礼就有深切认识。《礼记·学记》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荀子·大略》又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太宗君臣发扬了这一遗绪，终于开创盛世，其气概千年之下依旧令人想见。唐代的皇太子见三师之礼，后来收入《贞观政要》，不仅成为古代中国尊师礼仪的典范，也成为传统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典范。

　　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其脉络于百代之下，依旧可见。先秦时期，周礼尽在鲁，经孔子开私学，布于国中；鲁礼经叔孙通，熏陶两汉；汉礼经魏晋士族入南朝，再经萧梁传至唐代。太宗君臣发扬先代遗绪，制礼作乐，遂成一代之风，垂范历代，泽及东亚列国。

　　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

　　——专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采访⊙程 也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社会观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以研究孔子、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主，您是现任会长。对于有学者提出希望改变我们现在教师节的日期，把9月28日孔子生日这天作为教师节，您的观点如何？

　　汤一介：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个我国有学问有道德的老师的代表，作为代表，有象征意义，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就是从《学而》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序？因为重视教育。不仅孔子重视教育，其他儒家学者也是有相关认识的，比如荀子有《劝学》篇等等，重视教育是儒家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说有学者提出把9月28日立为教师节的建议，我觉得那说明我们比较重视这个教育的传统，尊师重教这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教育，单单对学生要求尊师重教是不全面的，对教师也应该有所要求。

　　今天的教师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也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个人要修道德，首先就要有理想，因为有了理想才能要求自己进步；要努力掌握知识技能，不仅要广博、深入地学习，一个好的老师还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创见，以便为社会做贡献；要向自己之前的老师学习，因为他们是榜样，儒家最讲究知行合一；有错要改，老师不是完人，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他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人孰能无过？只要错而改之就能进步。要做到这四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

　　《社会观察》：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公布。从您的经历来说，您对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解放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北大、清华等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北大原来有文、法、理、工、医、农，在这期间被调整了，打破了学校的传统。具体在教学内容上，也改变了，比如遗传学遭到了否定、哲学上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于是学术上就无法百家争鸣了。这是不对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东西。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样样都对，样样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有着前人的智慧，应该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扩招。这基本上是学习美国。美国的大学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州立大学，可以有四五万人的规模，在当时我们的高校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很多学校就开始合并，学科不全的用合并变成了综合大学。一方面学校合并，一方面学生扩招，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增加，教师不够，教学质量下降，所以也影响了学校的合理与健康发展。

　　另外，现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让教师无法真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教师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说，教师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体制需要改，让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心地搞教学研究。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社会观察》：您是《儒藏》的总编纂，计划中要出330本，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现在已经出了33本？

　　汤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会观察》：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您怎样看？国学现在是个时尚的词语，您怎样看国学的历史使命？

　　汤一介：“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像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他们才能称得上是大师，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比肩者。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然后又出国了。所谓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开阔，思路自然广博。而我们后来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思想了，旧思想都抛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不了解，那是很被动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历史在前进，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不能迷信，对孔子也不能迷信，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国学就似乎所有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把儒学变成儒教，变成国教。我说，错！不能把任何一个学问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儒学也是发展着的，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问，中国也可以参考西方，因为任何一个传统文化都有其有价值的、优秀的一面和有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把国学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学问。

　　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那都有失偏颇，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