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 老字号的前世今生

　　西关已然断裂成两个迥异的意象。一面，是曾经的传统和浮华；一面，是如今不合时宜的坚守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现代广州，商业中心已向东转移。天河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大都会景象。但老西关人听了，只会从鼻子深处“切”一声，“在那边下楼能喝到最新鲜的艇仔粥么？能吃到最正的肠粉么？街坊们会互相亲昵地打招呼么？”一位老西关数落道，“这边才是老广州的中心。”

　　然后，不忘低声补上一句，“那边房价还那么贵啦，买都买不起，一点都不抵。”

　　一句话，道出了没落贵族的不甘、自尊与落寞。

　　老人家有一点没说错，在广州新区，可以买到各色华服，吃到各国料理，却尝不到一碗最正宗的双皮奶，吃不到一筷子最爽滑的肠粉。下楼面对的，只有形形色色的24小时便利店，一水儿冰冷的便当。左邻右里各色人等，可能住一辈子都会不相往来。

　　最正统的岭南风情，最古老的广州特色，还是要去西关的街头巷尾寻觅。

　　老西关的中心，是上下九、宝华路一带。沿着地铁5号线，在城市内部由东向西，地面上的景致，已经由大厦变成了骑楼，10车道的广州大道变成了短短的宝华路，看上去是3车道，却因为过于密集的人流，一次只能缓缓通行一辆车。

　　这条路上，“2元的杯子、5元的丝袜、10元的抱枕”比比皆是，美食地图上堂而皇之标着无国界料理和肯德基，穿着高跟鞋短裙的姑娘挑选着配饰。与她们擦肩而过的，就是当年最正统的西关小姐，如今已然变成了老迈的阿婆，牵着小孙子，信步走去宝华面店，吃上一碗料足味正的鲜虾云吞面。再去顺记吃一碗芒果雪糕，权当饭后甜点。

　　末了，再拐进一条小巷，去陈添记，打包一碗鱼皮，和老板熟络地寒暄几句。小小的收银木桌旁边，就是简易的操作台。如今的店老板陈本明一转身，熟练地抓起简易的白色塑料饭盒，上面印着鲜红的大字，“陈添记鱼皮”，字体粗大疏朗，一派草根本色，价钱也很亲民，一盒才22元。鱼皮早先已经在厨房里收拾停当，只待最后加工。四五种调料依次洒进去，分量不多不少，再浇上芝麻和醋，半分钟，爽脆的鱼皮就可上桌，更多的塑料饭盒也已经铺展开来。一身纯白的围裙上，“陈添记”几个大字，已经磨损得模糊不清。

　　而在陈本明身边，他的母亲、80多岁的叶姨含笑坐在木凳上，不言不语，岁月静悄悄地在她面前流淌，这家店六十多年的荣辱悲欢，都镌刻在了她的皱纹中。

　　直到现在，陈添记的招牌还是31年前由第一代店主陈程添亲手所制的。“西关老字号，传统与地道，驰名省港澳，原址在日梯云路”，只是已经没有什么人能记得起那一段往事。陈添记就在宝华路上，已经成了一代人普遍的记忆。

　　风雨飘摇的上世纪40年代，有两个年轻人在家乡顺德结为伉俪，心怀大志，希望凭借家传的鱼皮手艺，结伴在省城闯下一片天地。那时正是青春大好时节，开家自己的店，是理想，也是事业。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陈程添与叶姨。

　　他们先后生了7个孩子，6子1女。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养家的辛苦，自不待言。

　　做鱼皮这门手艺，贵在选料精到，制作精良。不是所有鱼的鱼皮都能使用，只有新鲜的草鲩才堪一用，鱼身还不能过于肥大，不然不够爽脆。刮鱼鳞、扯鱼肉，过完开水，再过冷水，时间手法，样样都是学问。而且，一条鱼只能刮出两条皮，费时费力，收益也不能算高。

　　那时，每天凌晨四五点，陈程添就要起身，将当天要卖的鱼皮一一置办好。广州的鱼少，也不好，为了保证出品，他再骑单车去顺德买进第二天要用的鱼，驼几百斤回来，来回6个钟头。回家马不停蹄继续准备明天要做的鱼皮。

　　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帮工，叶姨只能一人照顾店面，看顾孩子。鱼皮之外，还要用鱼肉熬粥，一样需要慢工细火。在挑剔的广州食家眼里，一碗最普通的艇仔粥做得好不好，都能决定这家餐馆的质素。

　　生意终于好转，在幼年陈本明的记忆里，梯云路上一溜十几张台面，都是圆圆的木头桌子，痕迹斑驳，长条凳摆在那里，到了吃饭的当口，街坊四邻就纷纷齐聚，条凳上都是人。气氛熟稔、欢乐，长幼有序，父母虽然劳碌，却也十分开心。

　　没想到，公私合营的命令突然出街，陈添记就此不复存在。

　　陈家老小，凡在适工年龄，都被迫离开本行，进了工厂。陈程添做水泥匠，叶姨在糖果厂。在那个连吃鱼都显得奢侈的年代，做鱼皮，更是痴心妄想。陈程添的一身好本事，再也无从施展。

　　这一停，就是二十几年。陈添记和日渐衰败的西关一起，变得沉默。

　　直到1979年，政府再次发牌，允许私人经营。陈程添立刻拉着全家人，合谋“再次下海”。

　　怕不怕？当年毕竟都在工厂，端的是“铁饭碗”，却还是无端端地惦记没有保障的厨房。

　　“他喜欢做饮食生意，能做的话一定要做。”叶姨微笑。“奶奶有点反对，其他家人都支持。”陈本明这样回忆。

　　新店选在了宝华路，陈程添亲手做了招牌，当年初出茅庐的新人，此时也已变成了老字号的掌门。

　　同一条路上，还有诸多其他老字号，大家凡事有商有量，共同进退。“我爸爸那时，还和其他老字号的店主经常往来，商议事情。”陈本明说。现在，老字号多半已变成国有，或是转手经营。像陈添记这样还是自家人经营的，已经少之又少，共同商议这种不言自明的联盟，自然也没有了。

　　刚刚恢复开店，生意也算不上太好。路面上仍然支起十几张木桌，条凳却已换了日字凳，起初坐不满人。10元钱一盒的鱼皮，在那个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年代，委实还是奢侈品。

　　但要坚持出品质量，陈程添不降价，不搞多元经营。在陈添记，直到现在，都只卖“独孤三味”——鱼皮、艇仔粥和猪肠粉。价格分别是22元、6元和2元。

　　“有钱人，就吃鱼皮，普通人，也可以吃猪肠粉。”陈本明笑眯眯的，一如照片上的陈程添。虽然品种少，“但是传统的东西，用心机去做，一样有人去吃。”当年10元的定价，到今时今日，也只涨了12元。“因为做的就是街坊生意，靠量挣钱，怎么能把价格提到不合理的地步？”

　　现如今，广州城里的老字号，要么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多半已姓“公”不姓“私”，要么已然转手他人，规模也相应壮大，陈添记却还是在小巷里，四五步见方的宽度，就能支起两三张桌子。每天热火朝天地开工，方形的简易木桌，随时可以撑开或者收起，没有靠背的塑料凳上，照样有拿名牌包的贵妇人坐下，尝一口鱼皮，惊呼真是美味。

　　“有客人远道而来，吃了以后专门和我们说，做得真好。还有人吃了一盒，又要买一盒带走。这就是成就感啦，真是满足。”为了这份满足感，陈家6个儿子，都还与老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管理老店，每天凌晨起来收拾铺面，熬制艇仔粥，准备当天的鱼皮；有些则分管顺德的工厂，保证店里用到的所有鱼皮，都出自新鲜鲩鱼。

　　现在，每天陈添记都要用掉几百斤鱼，工作非常繁忙，陈本明一大早就要起身检查各项工作。他喜欢喝早茶，喜欢听粤剧，像西关的所有老人一样，向往悠闲的生活。假如有一天退休，他也会每天起早遛弯，去陶陶居吃吃小点心，翻翻报纸，再在公园里摇头晃脑地听上几段粤剧。

　　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够到来，他还不知道。家族的下一代都没有想过要接手陈添记的工作，他们是年轻人，更喜欢城市东面节奏更快、更现代的生活。对于这样费时费力的传统生意，都没多大兴趣。兄弟几个又不愿开分店或连锁经营，“那样货不对板，出来的东西都不正宗”。

　　像西关的许多家庭一样，老一代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陈添记是街边拐角的一家寻常铺头，“从小就吃”。而新一代已经四散移居到这个城市别的角落，有些甚至远渡重洋。陈添记，是新一代兴致上来试图寻觅的古旧记忆，是美食寻踪节目会特意提出来的传奇老店，也是外地人会特意来尝尝的老广州味道。

　　在这里，西关已然断裂成两个迥异的意象。

　　一面，是曾经的传统和浮华；一面，是如今不合时宜的坚守。

　　黄埔军校 改变历史的军官生

　　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一个奇迹

　　本刊记者  张欢

　　速成的军校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除了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以外，很难有哪所学校能像黄埔军校这样，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因位于广州黄埔的长洲岛上，也被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一个泛指。时至今日，在台湾高雄凤山仍然有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被称为黄埔军校，这是国民党政权播迁来台后成立的一所军校。1949年之前，大陆地区还陆续有过潮州、成都、武汉、江西、昆明等多处分校。

　　狭义上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指在长洲岛上学习过的前七期学员，再精确一些，则是国民党北伐前的前四期学员。

　　以现代军事教育观点来看，黄埔军校的训练水平很难说有多么高深，如果只从实际训练科目来看，这里仅相当于一所速成的军事技校。因为军事斗争需要，原定3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

　　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苏联伏龙芝、英国桑赫斯特并称世界四大军校(也有说法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替代黄埔军校)。相比之下，黄埔军校不论是硬件还是训练水平都显得颇为寒酸：学员军事课程是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可见培养目标主要是基层陆军士官。

　　以著名的黄埔一期而论，1924年5月5日入学编队，而同年11月8日就宣布毕业，为期半年的学习中，学员们还参加了东征。

　　军事课程短且少，但政治课程却极为隆重，据当年的教官和学员回忆，先后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

　　李宗仁先生曾在回忆录里表示：“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

　　鲜明的政治教育特色之外，接受苏联援助也是这所学校的一大特点：黄埔军校初创阶段，由于驻扎广州的滇桂等军阀暗中掣肘，导致军校资金不足，武器奇缺。苏联政府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开办经费。仅第一批武器，就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卢布的现金给军校。

　　除了给钱给枪，苏联人还出顾问，日后成为苏联首批授衔的5名元帅之一的加伦将军(布留赫尔)，就曾是派驻到黄埔军校的首席顾问。

　　当时的苏联政府极为看好远在广东一隅的孙中山政权，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革命的政权，值得大力扶植，而对一个动荡国家最直接有效的影响莫过于成立军校，进而将军事干部纳入自己的话语权体系中。此前去苏联考察的蒋介石对苏联军队的训练和体系也表现出相当的认同。

　　和既往军阀军队不同，黄埔军校内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这也是苏式军队的印记。经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设立政治委员，并成立政治部。

　　将星璀璨的师生群体

　　蒋介石虽然没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名句，但军人出身的他深知军权抓在手中的重要性。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他曾在粤军中出任参谋长等职，曾因部下不服从指挥拂袖而去。拥有自己的武装，成为那个时代每个政治领袖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孙中山也意识到建立一支听从自己主张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他表示：“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革命军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建校伊始，中共就注重在学校中培养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成为学校的教官，而徐向前、陈赓、林彪等大批学生也正是在这所学校中信仰了共产主义。

　　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一个奇迹，在日后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中均占据显赫位置。

　　国民党阵营中，校长蒋介石自不必说，先后担任教官的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刘峙、周至柔等都成为上将，而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关麟征、贺衷寒、陈明仁、康泽、黄维、戴笠……这一系列闪耀的名字都成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

　　共产党阵营中，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成为开国总理，十大元帅中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林彪和陈毅，十位大将当中陈赓、许光达和罗瑞卿均或任教或求学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能培养如此多的优秀将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首先，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能够跋山涉水赶到广州就读的学员和教官基本都认同民主革命，相信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这些学员素质本身就非常优秀。能够抛家舍业读军校可见极具冒险精神，这也是优秀军人的素质之一。

　　在国民党阵营当中，校长蒋介石日后凭借“黄埔系”纵横中国，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也如同天子门生一样得到蒋的厚爱与重用。“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信仰共产主义，与蒋决裂，但受伤被俘后，蒋介石念及旧情，不忍杀他，反倒是找个机会放他重回苏区。

　　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了提高军官教育水平，大量选送黄埔学生出国留学。接管陆军大学后，有意识让黄埔学生进一步进修，也提高了这些学员的水平。

　　共产党方面，由于大部分黄埔学员选择了校长的路线，能够追随共产党的学员并不多。这些人虽然少，但是信仰坚定，并具备不错的军事指挥技能。在共产党建军后，和工农干部相比，他们的军事水平受到重用，以至于黄埔四期生林彪不到30岁就成为红军军团长。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共产党员瞿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最后牺牲在自己学生的枪下，而执行任务的学生范希亮痛苦万分，最后召集了所有黄埔同学为教官送行。

　　电视剧是虚构的艺术，但在现实中，兄弟阋墙的故事比比皆是。黄埔军校从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师生们在战场上的枪口多数时候都是对准了自己人。

　　在东北大地上，黄埔四期生林彪先是在四平输给了一期的师兄陈明仁，然后又赢了师兄杜聿明和师弟廖耀湘。

　　作为后人，已经很难揣测黄埔师生战场上拔刀相向的心情。很多年前，他们相聚在黄埔长洲岛上，每天从“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下走来走去，却没想到日后兄弟操戈相向。

　　这是黄埔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八年抗战中黄埔师生一致对外，其少将以上阵亡将领就达一百多人。

　　那时，不论之前在南京还是之后在成都的中央军校，所有毕业生都只有一个分配去向——抗日前线。

　　大元帅府

　　大元帅府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前身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广东水泥厂。1917年7月，孙中山来到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的时候，征用这里作为大元帅府；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同样也在这里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2001年修葺后的“大元帅府”作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总占地面积为8020平方米，由南北两座主体大楼、东西广场和正门等组成。馆内依资料恢复了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布置，并有相关照片、文献资料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