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道289号那些新闻圣徒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聚集于此，也会有无数人离开这个大院，他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去，然后落地生根，让南方的精神薪火相传

　　本刊记者  张欢

　　坚守不说假话的准则

　　“报社不能自行报道国际新闻，省外新闻也不能报，更不要说负面了。新华社通稿不能改，只能删。批评县委书记要省委组织部批准，批评公社书记要地委组织部批准。公检法系统不能批，只能写内参。记者去地方采访要接受当地党委领导，涉及到任何和省委有关的信息都要经过省委领导批准。”

　　这是75岁的左方先生对《南方周末》创办之前中国报纸报道模式的部分总结，这种从苏联《真理报》沿用下来的办报潜规则至今仍在某些地方发挥着作用。

　　老左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对《南方日报》有着独特的情感：15岁时热血沸腾的左方去参加抗美援朝，守寡的母亲不愿意送独子去前线。他就直接跑去找广东家乡党组织。为了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他扔掉了王克骥的原名，像早年参加地下党的堂哥一样，改姓“左”。正在为叫什么踌躇时，党组织的干部指着桌子上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南方日报》说，你就叫“左方”吧。

　　之后的老左转战大江南北，他在广东的沿海前线当过陆军，还是1949年之后最早一批在东北航校学习飞行的准飞行员，修过飞机，还进入了空军总部当参谋。肃反时差点被打成日本间谍，平反之后考入了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没去广电总局，来到了南方日报，完成了从枪杆子到笔杆子的转变。

　　他撰写的通讯，曾经被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赞“南方日报最好的文章”，于是被列入报社第三梯队首要人选。

　　老左曾经人如其名，是名震广东的造反派高参。文革后，南方日报大院挂着两个大标语——“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老左先被审查，然后在资料室窝了7年，每天的工作是剪报纸，每周写一份几百字的报纸动态。在报社地下室受审查时，透过窗户看到女儿经过而无法相认，强悍的老左也止不住泪水奔涌。

　　枯坐7年冷板凳，左方不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更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为什么会有文革这场浩劫，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会如此曲折。

　　左方的结论是，中国的文革是国际共运活动的最后一战。文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几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支持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是相信共产主义里的绝对平等，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现实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僵化的体制让人喘不过气，文革的发起者正是利用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发动了运动。”

　　广州的武斗虽然在全国不算太出名，但左方也有过一边骑车、一边看路灯下悬挂着尸体的经历。文革何以如此血腥？他的总结是，统治者充分发扬了人性的恶，阶级斗争理论无限放大了暴力色彩，残酷的武斗被裹上了阶级斗争的神圣外衣后，血色蒙蔽了人们的心灵。

　　老左的血始终是热的，但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早年大量阅读19世纪俄国文学让他潜意识里埋下了人道主义的基因。

　　文革期间，他始终尽量避免迫害别人，也有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但他坚持了做人的底线。文革后，报社让受迫害者填写迫害者的姓名，居然谁也没有写过左方的名字，审查小组不相信这个结果，去询问被迫害最深的人事处女同志，得到的答案是：要不是左方在，我早死几回了。

　　老左曾刻一枚私章“气刚宜造反，性懒勿近官”，这种气质决定了他在文革时能成高参，却不愿投身一线。曾有造反派战友、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他说，现在广东听我们的了，你想做什么官？那时已经对文革有所反思的老左说，让我去南方日报社的五七干校吧。

　　在关键的问题上分清大是大非，让左方获得了重新起用的机会。1984年，时任社长丁希凌起用了50岁的左方，让他去创办一份周末报。领导的理由是：你虽然是造反派，但手上没有血债，大是大非站得住。最关键的是你敢说敢干，是开拓型人才，你是实干派，要办新东西就得用你这样的人。

　　闭关多年的左方发现自己必须先破解《真理报》模式，否则报社交待的“培养专刊专栏人才，做好文化报道”任务无从完成。他总结原来的办报模式：“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第二，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

　　南方日报的老社长黄文俞此时告诉左方，你必须要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让读者买报，才能把编辑部引入市场当中，编辑部的官僚本位才能变成市场本位。

　　黄文俞是广东报坛上的一名显赫人物，他是中共资深党员、东江纵队的老战士，三十几岁就成了南方日报掌舵者，日后更创办了《羊城晚报》、《花城》等系列刊报。

　　文革时，作为造反派的左方看押牛棚里的黄文俞，不忍黄受冻，让他去房间避寒，那时的两人谁也没想到日后竟然会成为忘年交的好友。

　　黄文俞给南方报业大院留下一句话，影响至今——“可以有不能说的真话，但是不能说假话”，这也成为日后这个院子里一代代新闻人信奉的圭臬。

　　他还有另外一句办报思想，日后深深影响了一位笔名为“舒黔”的女记者。这名七八级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女进到大院后，写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评论，黄文俞看了非常欣赏。

　　很少夸人的黄文俞告诉报社的一位副总：她的作品我不看名字也能认出来，这是南方日报有史以来最有才气的女记者，并叮嘱报社领导不要让她去当官。

　　女记者知道后非常激动，专门让老同志带着去拜访了黄文俞。黄把自己多年的办报经验总结了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宠辱不惊”。

　　笔名叫“舒黔”的江艺平记住了黄的话，她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文章不但让报社前辈记住了，还让自己的一位师弟记住了。

　　此时的中山大学里，貌不惊人的中文系学生程益中从报纸上记住了江艺平这个名字，但他也没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会和这张报纸、这位师姐如此密切。

　　拥有同样的价值观

　　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是左方对自己在《南方周末》报史上的作用的总结。这份发行了26年的周报，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它1984创刊时，并不像日后那样显得厚重，反倒是娱乐味道十足，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老左还在奋力探索时，5年后的1989年，南方日报社搬到了广州大道中289号，22层的大楼成为新的地标，那时对面的珠江新城连影子都没有。背后的五羊新城是新兴起的居民区；旁边的杨箕村是一个说不清的“城中村”，是诸多南漂一族来广州后的首选落脚点；再远一点则是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大院。以南方报社大院为原点，周围十分钟路程内包含了这个社会足够丰富的元素。

　　左方也看中了江艺平的才气，他想邀请江艺平来《南方周末》工作。他去要人，对方说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怎么舍得放自己最好的人给你。

　　这个回答没出老左的意料，让他失望的是，江艺平虽然也想来，但却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绝对不会自己提出来。

　　日后的日子证明，江艺平不但是一位真正的公民，也是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搬到报社新址的这一年，程益中来报到了。毕业前，如果不是某一个晚上，一个热心同学喊他快找班主任，他可能就到东莞公安局摇笔杆子去了。班主任李伟江说，“据南方日报社工作的同学透露，文艺部缺个编辑，我看你还行，有没兴趣。”

　　程益中没有犹豫，当个编辑显然比去公安局更符合志趣。很多年之后，他还是和公安局打了很长的交道，这段经历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南方日报社很快发现这个来自安徽的小伙子显得有点特别。每个年轻记者都要下派到记者站去工作，程益中去了湛江。他不喜欢报道当地好人好事这种常规套路，却对很多社会丑恶面多有关注，比如官员腐败、宗族冲突、社会不公。

　　他的报道经常被社会生活部采用，这有点让他吃惊。这个部门主任是关健，副主任是江艺平。曾经报纸上的那个名字现在就在编自己的稿件，而且又快又好，她还经常鼓励程益中，这让程很受用。

　　他不会想到关健日后会成为他的领导，更不会想到关健的父亲还曾经领导过左方。

　　此时的左方还在努力办着《南方周末》，报纸开始向真正的新闻大踏步迈进，而江艺平偶尔会给《南方周末》写稿，除了认同办报理念外，多少还和她的处境有关。

　　当时报社记者写稿没有稿费，都拿固定工资，只有写评论等才有稿费。江的丈夫、也是她的同学去复旦大学读博士，家里有些手紧。“舒黔”这个笔名的意思就是挣点“书钱”，也有替老百姓抒发主张的意思。

　　江艺平是一个低调的报人，她的父亲曾是解放后海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个资深的老干部。但江并没有享受父亲身份带来的优越，她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她生于增城，在惠州和韶关长大。童年记忆里，父亲是被一贬再贬。文革时父母被关进牛棚，她必须要带着妹妹，拉扯过日子。这段经历让她在潜意识里极度排斥派性斗争，也让她具有了一种平等的意识。或许是父亲的遭遇，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她对做官没有兴趣。

　　报社大院里的人很少知道江曾经在农场当过采茶知青，念过技校，当过钳工。恢复高考后，她是第一批受益者，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和她一起来到报社的还有很多同学，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了报社的领导。

　　那时候的江艺平最大理想是去花城出版社，那样可以离文学更近，当然她没有选择的机会。

　　江在1995年被提拔为社委，此前她曾经拒绝过一次同样的机会。她是当时报社最年轻的社委，被指派分管《南方周末》并任主编。

　　江艺平告诉这一年退休的左方，希望辅佐她到跨世纪的2000年。此时的《南方周末》刚刚经历过停刊整顿的风波，正在向百万大报目标迈进。

　　前几年有老左辅助，之后有左方找来的钱钢，江艺平始终和他们相处甚好，这三个人是君子之交，为了报纸的发展不计个人得失。

　　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南方周末》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中国传媒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不单指这份报纸优秀的报道内容，它还开创了真正职业化新闻操作路径，更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传媒人才。

　　周浩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现在已经是国内纪录片界著名人物。他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如果不是做主编都不好意思提。

　　《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也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在那个时期，同城的《广州日报》在黎元江的带领下显得咄咄逼人，发展态势呈现高开高走。南方报社的最大利润点就是《南方周末》上交的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后南方报业的发展都和这张报纸密不可分。

　　1995年，程益中换了一个工作，开始进入报社的新报纸《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他任副主编，直接领导是关健。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因为几张新闻照片，主编关健黯然下课。

　　程益中成了新的当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放言要做中国最好的报纸，还声称不是要学习《广州日报》，而是对方什么时候学习我们。

　　他从师姐江艺平手里挖来了一个优秀的广告业务员，一个叫喻华峰的小个子。江艺平舍不得放喻华峰走，而当时《南方周末》发展得很好，以至于喻华峰闲待着也有大把广告。喻渴望更大的挑战，选择了和程益中一起创业。

　　老左被报社返聘后，先和江艺平一起看了4个月的大样，就把心思全部投入到经营中了。日后人们评价左方，总会说这是一个早年造反派，也是开拓性的优秀报人，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还是一位经营人才，他主管期间，喻华峰就是他手下的业务经理。

　　老左的一位学弟，同样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沈颢，1992年进入《南方周末》。这是一个沉默的年轻人，优秀的新闻编辑。他对新闻有不同的见解，他希望《南方周末》的新闻能够更突显价值更纯粹。而老学长左方强调价值的同时，还强调“卖点”。

　　在一次编辑讨论会上，前一天晚上“价值论”和“卖点论”争执之后，沈颢和一些志气相投的同事出去喝酒，第二天开会迟到，老左拍着桌子：“要是在军队，早拉出去枪毙你们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剑拔弩张，但不论是老左、江艺平还是沈颢，都有着同样的价值观。拍桌子并不妨碍大家之后向同样的方向前进，这里的人和事都相对纯粹很多。

　　一切看着都是如此美好，除了江艺平会不时被叫去谈话。

　　战略的核心是人才

　　向丽没有想到江艺平执意要和她一起守候在寒风中。

　　这一天是2008年的2月8日，中国南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广州也不例外。早上的风吹起来相当凛冽，不由得让人裹紧身上的衣服。

　　他们在等喻华峰出狱。向丽是喻的妻子，她和喻华峰的很多朋友在番禺监狱外守候，这其中就包括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成员、副总编辑江艺平。

　　监狱大门打开，时隔4年后，喻华峰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江艺平走上前和他拥抱致意。这位中年女性很少有这样的感性动作，她素来以低调含蓄而闻名。

　　5年前，南都案爆发，时任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以及分管社委李民英被捕，罪状是私分国有财产。

　　这些年间的《南方都市报》，在程益中的主持下，孙志刚案得以曝光。一个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意外死在收容所内，他的大学生身份让事件多了一个关注点。两名优秀的记者陈峰和王雷做了深入的调查，一步步向读者展示了收容制度的可怕以及某些政府机构的不作为。

　　平地起惊雷，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为导火索，延续多年的收容制度最终被废除，这里面有法律界推动、民心的支持，更有传媒和网络界的前赴后继。

　　2003年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年，美国攻打伊拉克，还暴发了全球恐慌的SARS灾难。

　　SARS疫情在广州率先出现，《南方都市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报道，并从院士钟南山处得到了和官方公布不一样的情况。

　　这之后出现了“南都事件”。时任社长范以锦带领集团领导为南都案进行了长期抗争。

　　此时的南方报业影响力不只在广东，三山五岳的人才纷纷前来投靠，范以锦就是各路好汉的领军者。

　　这个大院里有不少海归，但像老范这样的“海归”绝无仅有：他出生在马来西亚，3岁时新中国成立，随父母从南洋回到了祖籍广东，求学于暨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南方日报社，从一名普通记者做到了社长、董事长和管委会主任。

　　老范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说话还带有浓重客家口音，但却是一个包容度极大又极富政治智慧的真正报人。

　　他发展了南方报业的品牌聚合战略，用他的话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都已具备全国影响力。

　　影响力的背后是风险，南方报业为此损失过《21世纪环球报道》。报纸可以消失，但人才是要保护的，贯穿老范所有战略的核心就是人才战略。

　　程益中还记得，刚出事时，社长范以锦等领导带着他去省委大院解释、汇报情况。

　　当喻华峰和李民英宣判后，有部门要求南方报业刊登此消息，但老范顶住了压力，拒绝刊登，在他看来这是冤案。

　　程益中在看守所待了5个月后放出来，集团领导把他放到战略发展部保护。当时分管《南方体育》的江艺平希望程能回到一线发挥作用，就把程推到《南方体育》发行人的位置上去。

　　遗憾的是这份报纸实在难以维持，最后把刊号交给了《南方都市报》。

　　此后，程益中先后在财讯集团和现代传播集团工作。他曾经和中国另外一位著名女传媒人胡舒立成为同事。他的评价是：“我和胡舒立可以成为朋友，但合作却很难，我一直期待能和江(艺平)大姐合作。”

　　他说：“当权贵的势力越来越抬头时，才能显示出南方报业价值的弥足珍贵。”

　　薪火相传南方精神

　　南方报社大院里，有太多无法言说的故事。有的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曝光，而有的将永远消失在当事人的回忆中。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中层到今天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这幢黄灰色大楼时的感受：“如同电击，就像是红军见到了延安的宝塔山。”

　　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传媒业当中罕见的成功机构，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已经在资本化运营道路上一路狂奔，成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那个沉默的年轻人沈颢成了21世纪报系的操盘手，从诗人成为财经传媒的领军者，南方报业大院里“唯才是举”，一切皆有可能。

　　作为生长在岭南大地上的一家机构，南方报人的目光从未局限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同城很多传媒还在用粤语沟通时，这里早已习惯普通话交流。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聚集于此，也会有无数人离开这个大院，他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去，然后落地生根，让南方的精神薪火相传。

　　已经75岁的左方说，我们这一代的故事已经结束。他对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尽管他所做的一切曾经影响了这片土地乃至这个国家，但是他依然拒绝撰写回忆录。

　　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在结束7个多小时的采访后，执意希望老左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老左说，已经没有人在乎了，也没有价值了，人们都已经忘记了。

　　丽江花园 公民诞生记

　　从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到“理性、客观，敢发言、敢提建议、敢做事，天下为公”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我和巴索风云打过三次交道。

　　第一次是去年年底，他是丽江花园论坛“江外江”上格外活跃的ID之一。为了调查反对“垃圾焚烧”事件始末，我们在几个不同的场合相见，有时是相约恳谈，有时是不期而遇。

　　那时，“火要烧到眉毛了”，他是个刚刚开始醒悟公共政策决议离自身生活并不遥远的普通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忧心忡忡。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与争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关心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学习和媒体周旋，将生活圈子从旧有的朋友和同学交际范围扩大至那些素昧平生却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邻居之间，在论坛上绞尽脑汁发表文章来扩大影响力，甚至生平第一次上访——勇敢地站在市政府门前，和众多“邻居”一起，大声喊出自己的不满和建议。

　　此后，巴索风云这个名字，开始渐渐频繁地出现在报章上。各种百姓茶坊、市民声音栏目，都能见到他的名字，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他所居住的番禺已经决定缓建垃圾焚烧厂，他也仍然没有放弃推动更进一步全面废除垃圾焚烧、推行垃圾分类的信念。甚至做出主动邀请政府官员前来座谈，或是上书全国人大的惊人之举。

　　接下来，是今年7月。他和2000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一起，聚集在江南西，以自己是一名说粤语的广州人而骄傲。

　　此时的他，已然可以娴熟地平衡媒体、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和官方机构等几股力量。面对公共事务，他从来不是一个组织者，却始终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他有了新的事情要去关心、新的朋友一起为之奋斗，因为这种持之以恒，他不再像去年的自己一样茫然和焦虑，却变得更加坚定而快乐。

　　他的视野，已经从自己偏居的番禺，扩展至整个广州。他开了微博(http://t.sina.com.cn)，关注的人多是媒体人，或是他眼中的“公民”，每天转发、评论，畅所欲言，好不痛快。

　　亚运前，我们第三次见面，距离我们初次见面刚好过去了一年。这次的话题，已经从“如何反对垃圾焚烧”变成了“如何做一个公民”。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星期前，他刚刚作为广州知名“谏言网友”的代表，面见广州市长万庆良，面交流了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诸多看法。

　　坐在我面前的巴索风云和一年前的样子差不多，衣着得体，笑容温和，身材也仍然壮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那个他。没有什么开场白，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事儿，应该是不建了”。

　　他是个曾经住在山东的老广州人，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有时甚至得略停一下思索要用的词儿，说话节奏不紧不慢，句句都很务实。他令人惊讶地将那些拗口而复杂的环保数据记得清清楚楚，滔滔不绝而又详实明晰地论证着自己的观点，说到激动处，也并不显得太过情绪化，语调表情，都透着恳切。

　　一年前面对媒体时，他还显得青涩和略微紧张，但现在，面对着电视台和国家级媒体的镜头，他也一样可以侃侃而谈。而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已经大不相同。

　　简而言之，巴索风云是个典型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居民，也是城市的中坚阶层。他住在离城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小区，过着体面的生活，自由职业的工作令他有时间、精力和能力来关心物质生活以外的事物。他的态度明确却不激烈，审慎而有原则地关心着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关心具体的事件，不喊空泛的口号，只关心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有愤怒、有不满，但不抱怨、不宣泄。抗议，却只用最合理合法的方式抗议，反对，也只反对不合理合法的事件本身。疾呼却不过分，愤怒亦有限度，相比起无休止的责难与絮叨，巴索风云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广州建立起让公民能与政府交流更加通畅的渠道。而且，以一介布衣身份来看，卓有成效。

　　他聪明、坦率又成熟地做着一个“新”广州人，以自己所定义的公民身份，“理性、客观，敢发言、敢提建议、敢做事，天下为公”。

　　“公民”是怎样炼成的

　　将时钟指针拨回到10年前的2000年5月，番禺撤市，改为广州市番禺区。自此，番禺开始逐渐成为广州人“南迁”居住的重要地段。“华南”、“洛溪”与“大石”等诸多居住板块，凭借与市区车程半小时以内的便利交通、山水秀丽的优美环境和对比市区价位合理的花园小区等条件，吸纳了广州市区及周边逾30万白领与中产阶级在此置业。

　　有些人是由内地迁徙而来，爱上了广州自由而包容的气氛，在此定居。有些人则是地道的老广州，相比起市区，番禺提供了更高的居住质量、素质普遍较高的居住人群和可预见的发展前景，选择搬迁至此，并不出奇。

　　巴索风云就是其中之一。

　　在番禺，公民运动的种子早已播下。这里居住的人普遍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精神追求。巴索风云所居住的丽江花园小区，就有着丰富的维权经验。2002年起，这里的业主就展开了绵延许久的维权运动，被称为“中国基层社区的第一次民主实践”。他们为保卫家门前的道路而上街抗议，坚持普选业委会代表，义务组织民工子弟学生英文补习班，自发举行各类募捐或号召义工服务。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但公民意识已悄然发芽。

　　一年前的巴索风云，很少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版，喜欢和朋友踢球“吹水”，过得无忧无虑。即使知道一些著名的公民维权事件，他也本能地觉得遗憾，总觉得其中“带有血腥，太惨烈了”。对社会事务，他基本上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漠不关心。

　　直到偶尔听说，小区附近要建起一座垃圾焚烧厂，新竖起3根粗大的金属管，将彻夜不停地释放一种名叫“二噁英”的有毒气体，他才平生第一次感到巨大的恐惧与愤怒。

　　一年后，他感叹，“那时第一次发现，广州不像我想象中美好和平静。”

　　起初，他是“菜鸟”，没有经验，不懂策略。他在丽江花园小区论坛“江外江”上不停地发帖，宣泄心中的不满，和其他一样恼怒的居民一起，印发传单，买车贴、戴口罩，焦急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没有用，他很快发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已被堵死。一面是怨愤如洪水的民意，一面是愈加嘴硬不肯低头的部分官员和教授。广州市政府城管委规定的每月23日接访日，终于在11月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上访。

　　在鼎沸的抗议声中，番禺建垃圾焚烧厂的决议终于不了了之，有些曾和他一起奋斗的“战友”，选择了满足的妥协。他却没有放弃，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他还要保卫广州，乃至全国。

　　“当初我们喊口号，告诉全广州，放弃番禺最终也会伤害自己，现在难道就能放弃花都或者李坑么？”他摊摊手，表示不能理解。

　　去年12月15日，他在“江外江”上发表了一封“邀请函”，公开邀请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区长楼旭逵亲赴丽江花园，与业主面对面交流。随后，他又将邀请函送交番禺区信访办及番禺区政府收发室，从官方渠道希望与官员直接沟通。

　　座谈会最终于12月20日举行。他见到了区长，第一次直面官员。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3月份，他联合樱桃白等几个一直热心抵制垃圾焚烧、推进垃圾分类的业主，精心起草了一封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民建议书，呼吁检视我国垃圾处理政策，建议从立法层面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在网上广泛传播的同时，还直接送达了全国人大及其下属的环资委、部分人大代表、政府部门。

　　与此同时，除了文字表达，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着垃圾分类的普及工作。自3月开始，他和其他几名热心居民一起，自己印发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自发组织、发动绿色家庭志愿者，选择丽江花园一栋居民楼作为试点，上门分类回收有害垃圾。

　　4月23日，逢城管委接访日，他和樱桃白一起，将过期药品、化妆品、内充有化学品的凉垫、坏灯管、废旧打印头和废旧电池等6袋有害生活垃圾送到了城管委处，委托他们处理。此后的每一个星期，他都会亲自前往城管委，查看6袋垃圾的处理进程，并在“江外江”论坛上发帖，直播“6袋有害垃圾的命运”。

　　数周过去后，巴索风云又收集了好几袋垃圾，6袋垃圾却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城管委办公室里面。城管委负责人只能坦诚面对媒体，“存在前段分类和末端处理脱节的问题”。好气又好笑的他，在之后的接访日里送了城管委一口钟，意为“时间不多啦，快点吧”！

　　面对城管委与环保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巴索风云更进一步，他在江外江上的帖子引来了佛山一家企业的主动垂询。这家企业拥有处理废旧电池的技术，他和其他居民一起，自费驾车前去考察，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促成合作。

　　直到现在，每个周日的上午，他还会和其他人一起，坚持回收垃圾。跑上跑下地分类、整理，废旧电池第一次收集了400斤，第二次已经收了3大箱。政府处理不了，他自己送去企业处理。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只有七八个人了。不过，中间也有新人加入。这让他很欣慰。

　　“这件事(反对垃圾焚烧、提倡垃圾分类)教会我，从‘围观看热闹’的角度，变成‘就算没有用也要自己去做’，强奸总要喊疼吧！”话糙理不糙，“你不去做，就没有人会去做了。你去做，还有人可能会一起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是我党爱说的话，很对。”

　　新一代的广州公民

　　过去一年间，他有了很多新朋友，关心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他的QQ群里多了好几个分类，“环保”、“垃圾”、“广州文化”、“市政建设”。他被广州媒体形容为“本土网络红人”，在大洋网、江外江和新浪微博上，常有许多人向他致敬。

　　“保卫粤语”时，他的态度并不激烈，却会告诫情绪激烈的年轻人，克制、理性，还好心地提醒，和警察相处时“要先看他们的警号，态度不好以后可以投诉”。

　　此后警察见到他，不忘先出示自己的警号，他笑起来，“广州警察态度真的很好，很开明。和公民不是敌人。”而他最高兴的，就是“广州的80、90后都意识到了，也都起来(有公民意识)了。”

　　他也为广州市政建设操心，“我在写文章，要向政府呼吁，那些盲道画得都有问题，叫盲人怎么走？”走在五羊新城天桥旁，他皱起眉头，“这种天桥设计太不合理啦，哪有这样的。”然后笑起来，“等亚运会结束了再想办法啦，政府也不容易。”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疲倦，“写东西的时候特别累，有时候一想到要写东西就想吐。”他在江外江的每一篇帖子，几乎都是当之无愧的热帖，并引来广州多家媒体关注。“这辈子大概都没写过这么多字。”还有许多媒体在向他约稿，最新一篇准备发表的作品，是他这一年最深的体会，《原来可以这样做公民》。

　　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他所热爱的广州，市民与政府之间能否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渠道。他的网帖《广州：可否放缓你前进的脚步，等待灵魂跟上来》在广州民间引起广泛争议，批评广州，却满含着对广州最深切的爱，之后被《新快报》全文转载，引起了广州市长万庆良的注意，点名要见他。

　　亚运前夕，他作为网民代表，见到了万庆良。他带了4份建议，分别关于旧城改造、道路管理、垃圾焚烧发电和主张公众论坛常规化，重点放在最后一份。

　　“我先表扬政府开明、务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人都会犯错误，也都喜欢别人表扬，要给大家空间，大家才能进步。”

　　他在市长面前大声疾呼，能否将这种与领导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常态化？万庆良当场表态，这种公众论坛，应该常有。

　　这令他非常高兴，也由衷感叹。也许，正因为这里是广州，才会让他和他的众多邻居们一起，成长为新一代的公民。

　　采访结束，记者与老左告别，看到了调成静音的手机上有一条短信，这是中午时主编发来的：“请老左吃饭，杂志社埋单。”

　　他们从来都没有被遗忘。

　　正如2006年范以锦在告别时所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忠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

　　夜色里的广州大道中289号，灯光依旧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