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中国政治优势的根本

　　政治优势是政治制度的内生结晶，嫁接是嫁接不来真正的政治优势的。从外来制度中生吞活剥拿来一些小名词、小技巧，不仅不会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政治优势，反而会消化不良，上吐下泻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政治优势”，尤其是面临重大任务需要攻坚或者是面对外来质疑需要回应的时候，更是要高高举起“政治优势”这一法宝，又做利器，又当盾牌。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一件很当然的事情。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肯定要有其赖以立足、得以发展、能够成功、其它制度较之又不可能有的独门秘笈，彰显、运用这些政治优势对于实现其制度的目标蓝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可问题是我们在把握政治优势的时候一定要清醒、科学、准确，想当然地把一些政治优势的副产品当做政治优势本身、或者说把本不应该的一些东西当成政治优势的体现，不仅不可能实现制度设计中的政治发展，甚至会在政治发展中陷入窘境。更为严峻的是，还有可能把本来真正的政治优势给淡化、给遗忘、给伤害，以至于最终丧失政治制度的立身之本。

　　政治优势取决于政治目标

　　政治优势从来不是抽象的，政治优势不能脱离开社会的政治目标去夸夸其谈。不同的政治目标需要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又有其不同的政治优势。这就好比目标是游水，则乌龟有明显的优势；目标是长跑，则兔子当仁不让。把建立在不同政治目标之上的政治优势拿来进行比较，无异于“龟兔赛跑”或“龟兔游泳”，不仅不公平，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政治优势是政治制度的内生结晶，嫁接是嫁接不来真正的政治优势的。从外来制度中生吞活剥拿来一些小名词、小技巧(尽管这些东西在别的制度体系中是好东西，是人家的政治优势)，不仅不会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政治优势，反而会消化不良，上吐下泻。

　　所以，政治优势必须与政治目标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政治目标来形成、培育、锻造不同的政治优势。就中国社会来说，政治目标一直是明确的，这就是通过我们的政治制度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的任何发展首先必须是以“中国”为主题的发展，以“中华民族”为指向的发展。面向世界，中国是以一个有着自己完整价值观、一脉相承文化为支撑的大国。走向世界，是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和谐共荣，而不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弱化了主权、消解了民族、迷失了自我；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社会分工，是为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仅仅为了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他国的打工者。回观国内，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寸土地，大江南北的全部区域，不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内陆、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中国的发展中都要协调同进，不能以一部分区域的边缘化与付出为代价换取另一部分区域的异常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

　　二是，人民富裕，当家作主。中国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过上更加富裕、更加有尊严的生活，是让中国人民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把“中国人民”作为最高评判者。这里的“中国人民”是中国社会13亿人的全部，不是这一部分、那一部分。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势，但社会意义上的差别不能成为政治权利差别的借口。中国社会13亿人尽管身份有不同、职业有不同、能力有不同，但在政治权利上必须是一视同仁，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争取当家作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都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如果实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必须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中国最大多数群体的权利为最重点保障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

　　三是，在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以中国为主题，以中国人民为主体，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积极借鉴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好方法；我们虚心学习一切能推进我们发展的好技术、好模式；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一切资源要素在与我们共同的发展中实现他们的发展。

　　这些政治目标是中国社会每一个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众数十年来矢志的追求与基本的共识。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就是要围绕这些目标而建设，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就是要服从这些目标而养成。如果不认可这些政治目标，来与我们谈政治制度的优劣、谈政治优势的好坏，无异于参辰卯酉，道不相谋。

　　中国政治优势的当然选择

　　当我们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自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所在了：政党宗旨的优秀、制度立场的鲜明、社会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当然是这些内容，也只能是这些内容。

　　第一，有一个拥有崇高政治纲领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没有自己的利益”写入政党党章，只有共产党人敢说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为这一条是其他任何政党做不到也不准备这样做，也正因为这一条，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用其纲领告诉中国社会，共产主义体现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最大多数人是“无产阶级”也好，是“工人阶级”也罢，称谓随着时代的不同可能会、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它必须确实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只要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在党章中宣示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要求体现在执政实践中，怎么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与信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社会有7000多万没有自己的利益，甘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群体，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破解，有什么样的力量不能征服，有什么样的奇迹不会发生？

　　第二，有一个能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哲学研究告诉我们，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不同的制度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很不相同的。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农民的这样一个国度中，制度的设计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社会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注定得不到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中国社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得国家形成一种一元化权力结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也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它的制度逻辑究其本质是有利于保证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

　　第三，有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认同，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最大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政治优势就是人民的认同与支持。由于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群众支持它；由于中国社会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人民群众认可它；由于中国的发展目的是要让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的新生活，所以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

　　什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一优势不是孤立的、不是自生的，而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办大事”的认同与支持。有了这认同与支持自然就有了集中力量，没有了这认同与支持再怎么喊“集中力量”也无济于事。至于说伴生这一模式而出现的所谓“一言堂”、“清一色”、“压倒一切”等等现象不仅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莫大障碍。所以，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的认知一定要谨慎，说过头了就会本末倒置，贻害无穷。

　　政治优势需要呵护与涵养

　　借用中国共产党的一句话，政治优势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是优势不等于现在还是优势，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挑战固然有来自外部的，但更要害的是来自于我们内部。毕竟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外部的质疑也好、嫉妒也罢、乃至于所谓威胁都将化于无形。

　　首先，我们要真正把政党的宗旨践行于政党的执政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来，群众对我们一些政党成员在宗旨方面讲得多做得少、空话多实事少，意见比较大，对此我们应该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更进一步看，还有一种现象更值得我们警觉。这就是政党的宗旨信仰在一些成员、一些组织那里越来越淡漠了，有些政党成员甚至对自己曾经的誓言都有些疑惑了，有些不自信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执政宗旨在执政实践中的体现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恩格斯曾经旗帜鲜明地讲政党理论“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需要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信仰高高宣扬，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越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暂时没有做到并不可怕，但如果连去追求的思想都没有了、甚至都认为不必要去追求了，那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其次，我们要让制度的运行更加体现本来意图，杜绝制度运行中的失灵与变异。好的制度不仅体现在制度理念上，同时也体现在制度执行上。好的制度得不到真正的执行或者说被偷梁换柱、阳奉阴违，其危害更大。我们要研究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及时地把成功有效的做法发扬光大，把有缺憾不规范的行为消灭于萌芽状态、未发之初，把一些现在虽然在运行但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权利提升的做法摒弃掉，让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让人民代表能真正行使代表权力，让国家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组织既心甘情愿又不得不服从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

　　再次，用先进的行为夯实群众的支持，用真实的理想凝聚群众的共识，用发展的事实满足群众的新期待。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大量细致而又艰巨的工作要去做，既是“自觉补课”，更是“自我证明”。

　　比如，现在人民群众对我们一些政党成员的行为很失望，我们无可回避。有些政党成员对于他们不符合政党宗旨的行为总是用“共产党员也是人嘛”的借口去辩护，不被群众认同还感到委屈。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人，但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一判断，总是不能理解、不愿接受。其实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句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句话的逻辑只能是这样讲而不能颠倒过来。颠倒过来，谬以千里，自毁长城。否则群众会问，你思想不比我优秀，行为不比我先进，凭什么还要继续执政？这样的质疑实在是很严肃、也很严峻的。

　　又比如，我们必须向人民群众明白彻底地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让人民群众真信、真懂、真去追求。不能老是含糊其辞、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它。一种理论既解决不了群众关心的问题，又回答不了群众疑惑的问题，是会让群众失望进而不信任、甚至反对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在追求理论彻底方面尚任重道远，不仅要有智慧，更要有勇气，当然更根本的还是要坦荡与无私。

　　再比如，必须用真实的成果来向人民群众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没有国民收入的实质性提高，单纯GDP的世界第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基本保障，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徒增经济泡沫；没有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安居乐业，片面的城市化有害无益；没有每一个群众生活的小康，没有每一个区域乡村的小康，数据统计出来的“小康社会”也没有多大价值。

　　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自然就会体现出来并发挥出它的巨大功效，自然就会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为自己正名。我们不需要再去多说什么，更不用去担心、害怕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延伸阅读：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政治体制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的作者，他精辟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集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奈斯比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式民主，那种从上而下的管理和从下而上的活力，最终能够使得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如果要列出第九支柱，那就是竞争。西方不了解中国各省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来看看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竞争。上海说，奥林匹克办得不错，不过等着看2010年的世博会吧。西方党派靠把另一党做的事情说得很坏来吸引民众。但政治家不是生产产品，两件产品竞争很好，你不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两个来竞争。所以竞争能制造好产品，这和好国家是不同的。政治家用好点子来竞争，但问题是他们的想法在选举前都很好，选举开始了，这些点子就消失不见了。你能从西方媒体看到，比如，选举前说不收税，可是两年后加了新税收。”

　　李侃如：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

　　李侃如(Ken Lieberthal)，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在就《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答记者问中表示：我觉得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还是很沉重的：第一，威权政府；第二，政府对于社会的指导作用；第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第四，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

　　但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李侃如也提到：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始终不能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避免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此外，中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

　　弗朗西斯·福山：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作者，2009年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