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政府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政府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骚乱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政府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骚乱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