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势力，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