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中国近代新军
从能臣到军阀之路
——袁世凯和中国近代新军
练兵、创立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兴学办学、主张立宪、筹办农工，袁世凯建功立业可谓不少，但被人熟知的，仍旧是一生发迹的起点，编练新军。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北洋军未能保住它的创建者大清帝国，反倒成为日后中国数十年混战的主力，倒是外地新军成为推翻帝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主笔◎蔡伟
从朝鲜到小站掌兵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䜣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
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
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
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
1882年，随吴长庆前往清帝国属国朝鲜的袁世凯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后被吴长庆推荐，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留在朝鲜。当时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朝鲜独立派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由日本公使竹添支持，挟持朝鲜国王到景福宫，迫使朝鲜国王召请日本大使进宫保卫。当时在朝鲜独当一面的袁世凯一面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方面致书日本公使。未见答复后，他果断率兵进朝鲜王宫，营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迫使日本公使竹添逃往仁川。
这种班超式的举动赢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说，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做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
最看重袁世凯此举的却是日本人。当时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
袁世凯初次练兵本是受朝鲜国王邀请，帮助其练新军500人，训练内容不过是最简单的队列等。袁世凯的办法很简单：任用德国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再施以中国传统中严苛的军法，果然让500名朝鲜兵“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这小小的练兵行为虽然对战略战术、后勤编制等毫不涉及，但袁世凯“知兵”的名声却就此发源。
在获知甲午战后清廷有意编练新军后，袁世凯抓住时机，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计划。他指出，甲午之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兵少不精，而在于“无术”，是“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这个思路正符合朝廷的想法，李鸿藻随即将他调到北京充军务处差遣。在甲午战败要求编练新军的讨论中，他迅速召集幕僚编译了十二卷兵书给清廷军务处和兵部尚书荣禄。在李鸿藻推荐下，荣禄指定袁世凯依照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德国陆军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于是，1895年11月1日，小站新军迎来了新统帅。袁世凯第一次成为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
一支全新的陆军
胡燏棻最初编练新军在天津马厂，后转移到小站，共编成10个营共4700余人。1895年10月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
甲午战前，湘军和太平天国、淮军和捻军的交战虽然持续多年，绵延多省，死亡千万，但在当时西方军人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相互残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然显示出近代化海军的战斗力，但中国陆军唯一的“精锐“——淮军却和日军交手一触即溃。西方军事观察家由此普遍认为，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陆军才向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陆军发生转变。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胡燏棻由于练军时间太短，这方面也没有根本改变。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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