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从奥巴马访华到胡锦涛访美

　　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后，中美关系“晴空一片”。而之后的一年多，两国关系却是阴晴不定，有时天刚放晴，却又飘过来一片乌云。现在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在即，中美关系又如雨后初霁，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话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U形转弯”。

　　战略竞争新特点？

　　评点自奥巴马访华到现在一年多的中美关系，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用了“风云突变，动荡起伏”八个字。

　　在倪峰看来，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已经历了两个回合的角力。头一个回合发生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间，矛盾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一些双边议题，如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见达赖和人民币汇率等。而到四五月间，中美关系一度峰回路转。

　　他补充道，但自6月开始，两国又陷入另一轮交锋，交锋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沿临近中国的海域展开，从黄海军演到南海问题、到钓鱼岛问题、再到最近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一条沿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展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治人物炮制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中国议题”泡沫，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升温。

　　“这一戏剧性变化看似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发展规律的某种常态表现，但细加分析，又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常态，凸显中美战略竞争若干值得深思的新特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袁鹏将这些新特点具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性。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这表明，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深刻性。此番争斗发生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大时空背景下，也因此使得今天的中美竞争被赋予“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特殊含义，显得更为深刻。

　　——危险性。此番中美较量，不仅直接触及南海、黄海等军事摩擦敏感地带，而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正面交锋，冲击中国金融安全脆弱领域；对台军售问题不仅未能实现妥协，反而强化了各自立场。上述问题相互牵连，彼此影响，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长远性。中美关系呈现出的这些新特点只是新时期两国关系内涵和外延变化的开始，它预示两国在相当长时期不仅将继续面对以前的争议，还将面对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倪峰也认为，这一年间中美经历的两轮角力和摩擦新特征明显：范围广、密度高，第三方因素由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渐次退化成消极因素，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双边范畴，更引发了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一轮明显的互动，外溢效应异常突出。

　　“尽管在两轮交锋中，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继续开展，但是，2010年经历的风波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走出了‘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倪峰说。

　　中美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

　　被严重放大

　　中美关系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使得两国学者普遍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担忧。一些激进的学者和媒体己开始炒作“美国对华进行战略围堵”、“中美进入新冷战”等话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判断？

　　袁鹏分析，原因在于，与以往中美关系的起伏相比，此轮起伏最根本的不同因素有两点。首先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产生共振，致使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被严重放大。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国力受到较大影响，而中国经济则继续高速增长，使得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之势超出两国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中美实力变化同西方世界整体沉沦、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力重心东移等国际格局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给人留下美国等同于西方或老牌大国、中国等同于东方或新兴大国的印象，造成中美全面战略较量的幻象。于是，积极论者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以合作方式规避冲突、共同引领世界转型；消极论者则渲染中美“战略对抗”，认为中美提前进入战略摊牌期，“新冷战”难以避免。

　　其次，两国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恰与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相结合，使得双方国民心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影响彼此的战略判断。

　　实力对比的变化投射到国民心态上，呈现出美国自信心下降，敏感性、脆弱性上升，中国自信心增强，自豪感、自傲感上升的特点。而这一变化又同两国国内变化相互影响。美国方面，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映在外交上，则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则是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

　　中国方面，随着社会生态日趋多元，对外强硬、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方面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

　　美国的“两面”与焦虑

　　倪峰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年来的风波是由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在许多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用原来冷战时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显然行不通；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忧，试图采用各种办法延迟中国的发展，并试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概括起来，也就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在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的一手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出现动荡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手，中美关系随时可能因各种问题出现起落。

　　倪峰分析，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之所以开局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尔街金融风暴，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与影响，丝毫不亚于“9·11”。如果说美国的反恐战略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协调，那么要摆脱金融危机，中国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希拉里发出中美“同舟共济”的呼声，实是迫于现实的心声。而2009年底，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在这一新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间之前被隐藏的一些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国内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倪峰说，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面对共和党咄咄逼人的进攻，为了保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政府采用以牺牲对外关系的做法来换取国内政治利益。

　　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更是主因。倪峰强调，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在三个根本性方面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挑战：第一，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资源、能源、经济上的挑战；第二，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三，作为世界上尚未完全解决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也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防范意识显著增强。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性，即“非敌非友”。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有一段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也非常经典，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之前，中美关系将仅仅是基于利益的需求而非共同的价值”。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这个框架之内。

　　倪峰指出，他最近在与美方学者的交流中发现，后者已开始承认，201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确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如果说奥巴马政府上任初始的对华政策更加强调“借重”的话，2010年的政策更加强调“平衡”，其核心内容就是调动各种力量和手段，以施压和竞争的方式，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战略建立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判断基础上。过去30多年，美国对华判断出现过多次失误，主要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不断涌现，而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基于此，大体在2005年左右，美国朝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一个不会崩溃、并已成功崛起的中国，其标志就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论。”袁鹏说，其重要意义在于，美国从战略心理层面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且似乎认定，只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且不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有助于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美国大体可以接受，并愿意同中国成为共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利益攸关方”。

　　然而，在经历2010年初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之后，美国战略界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和平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也是挑战？

　　美国要调整心态

　　“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美国要调整心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陶文钊说。

　　他认为，首先，美国要确实准备接受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要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过敏心理。其次，美国要习惯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利益，与美国不同的利益，因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和做法。第三，美国要改变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心态，更加平等地对待别的国家。

　　“这几条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尤其美国超级大国当惯了，习惯成了自然，成了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但不改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总是要发展的，美中两国间常常会有摩擦，美国人自己老是忧心忡忡，日子会过得很不舒服。”

　　在确定胡锦涛主席访美日程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与中国为友》的文章引人关注，他认为，在开启合作关系30年后，美国和中国不应忌讳对两国的分歧进行坦率的讨论。而未能巩固并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将不仅有损于两国自己，而且有损于整个世界。两国都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避免由相互对抗加剧所导致的伤害；双方都要知道，一方的危机可能损害另一方。

　　“中美关系太大了，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全球影响太大了，”陶文钊认为，应继续拓展中美两国关系，拓展两国合作领域，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美国人是信奉实力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会对中国有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过时，中国仍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国际环境，包括中美关系。

　　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上有各种估计和预测，有的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逐渐升级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可能会加速到来，甚至发生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陶文钊表示，“这种估计未免过于悲观。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没有历史的必然性。”

　　他指出，首先，两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没有改变两国具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一基本属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其次，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双方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第三，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得到发展的，这个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来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可以在这个体系内发展，美国和西方可以容忍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它却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也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