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系 失落的诸侯
本刊编辑部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四川,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了云、贵、川的整个大西南。
令人惊讶的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跟“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不同,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军人,最初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朝气,都有为国为民的高远志向,其将领也几乎清一色是科班出身——滇系共有过4任统帅:第一任蔡锷、第二任唐继尧是留日士官生;第三任龙云、第四任卢汉则来自“西南军事圣殿”云南讲武堂。
滇军,就是由这些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支柱,也是地方敢于跟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比起其他省份来,民国时期的云南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虽然滇军服务于地方小利益,但每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支军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因此,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陈列馆里,至今可以一窥这些中国早期军人的风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就是说,这一所旨在为清政府提供军官人才的国家一级军校,47个教员中持反清政府倾向的就达36人。
这是一群乱世中的志士,正如讲武堂校歌里所唱:“……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
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蔡锷一生璀璨,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表现过人,被全国上下视为“军神”,与小凤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可惜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34岁临死犹叹抱憾此生;
——唐继尧曾是激进的同盟会成员,昆明辛亥革命的积极策划者,但在连年混战中逐渐成了军阀土皇帝。他当了14年的云南王,最后在云南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吐血愤懑而死;
——龙云经历最为起伏坎坷,他早年投效蒋介石,但后来在政治理念上与蒋越走越远,蒋介石主张中央集权,而龙云却从政治实践中发现,偌大中国,地方均权分治更为有利。这位主政17年的“云南王”在民间颇孚众望,在抗日战争中也称得上民族英雄,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暗算;
——卢汉一直是龙云的左膀右臂,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后,卢汉主持滇政。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策划之下,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通电宣告起义。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
大时代,大人物,大悲欢,滇系诸侯的命运,就是辛亥百年的历史缩影。
从蔡锷到唐继尧 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蔡锷和唐继尧在当留日士官生时是师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在云南执政期间是上下级,在护国运动中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个出征,一个留守,但到那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分歧。论当官,论敛财,论心计,蔡不如唐;论做人,论晚节,论才华,唐不如蔡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昆明
昆明市区的圆通山公园,孔雀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春天的春城游人如织,孔雀园旁有一处寂寞坟茔,墓为石砌圆丘,偶有行人路过,瞄一眼墓碑,大声念到“会泽唐公……”就哑了声音,因为认识后两个字“蓂赓”的人实在不多。
会泽唐公蓂赓之墓,1932年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从墓的制式似乎可一睹当年云南边陲的开放程度:神道两旁虽然立着中式传统的石狮、华表,但墓前的廊柱式牌坊吸纳了希腊、威尼斯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并采用了拉丁式铭刻。
龙云为唐继尧造墓建碑,此中况味格外复杂。作为下属,龙云一直感念唐继尧的知遇提拔之恩,但在1927年的“二六政变”中,龙云是武力胁迫唐继尧下台的主要力量。唐继尧在失去权力后“愤懑吐血”,终因呕血不治而亡,中间不过3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墓,其奇怪之处,不仅在于它那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在于墓前廊柱牌坊里镶嵌着的8块石碑,刻的不是对墓主的生平追思,而是墓主曾经得到的任命: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的任命状、1924年被孙中山大元帅推举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委任状——而且这些石碑全部保持了委任状的格式,乍一看去,就是在一个人的墓前张贴出他生前所得到的若干张聘书——更有趣的是,这些聘书中有不少职位,还是他生前拒绝就任的。如果让唐继尧生前就直面这些墓碑,他也许要脸红,也许会骂娘——这座直径16米、高6米的墓碑如此设计,仿佛在表面的尊荣背后,含沙射影地对墓主做着某种隐而不宣的评价。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重九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
1911年10月28日,城南洪化桥一处偏僻的住宅,左邻右舍早已经关门闭户,新军管带唐继尧,匆忙吃罢晚饭,支走家人,正独自等候着约好来开会的几位新军军官,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5次聚会了。
唐继尧是云南新军中反清情绪最激烈的军官之一,也是云南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1883年,他出生在云南会泽县的富绅家庭,受“留日势”的影响,21岁考取官费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他很快加入,并秘密组织以“革除满清,推翻专制为唯一目的”的“陆军团”。1908年底回国,在云南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任职,因为聪明干练,很快被提拔为管带。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唐继尧同第19镇和讲武堂的十几名军官,已经秘密地开了好几次会,商量在昆明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会议商定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统领起义事宜。
辛亥昆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10月30日当晚,昆明北校场的官兵在抬子弹做起义准备,结果被值日队官发现,互相争吵起来,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打死了值日队官,于是昆明起义就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这次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唐继尧顺路捞到了贵州都督
得到消息后,蔡锷马上率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按计划向五华山和军械局进攻,唐继尧指挥炮兵射击总督署,战斗相当激烈,是辛亥革命中除武昌起义之外,各省城起义里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昼夜的浴血奋战,昆明起义宣告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则身兼军政部、参谋部两部的次长。云南军政府成立以后,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加上蔡锷本人为政清廉,使云南与当时动乱中的各省相比,政局相对稳定。
云南军政府成立,率先取得了稳定,经济也发展得较好,而当时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处在革命的动乱之中。为了支持各地的起义,云南军政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在蔡锷的授命下,唐继尧任司令,率云南北伐军,取道贵阳进入四川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