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蒋介石的高兴,早在1928年1月,龙云便正式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并很快发动大逮捕。仅在1928年,云南省处决的革命人士达400人之多。而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也把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收为“义子”,带到浙江溪口去认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上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的外国旅行者这样描写在东方彩云之南看到的景象: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而在“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的那些坝子,大约有一半用来种大烟”。
1931年,对于龙云统治云南、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起,龙云利用云南远离中原战乱、相对稳定、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
穷兵黩武的唐继尧时代,滥发了不兑现的富滇老票五千余万元,币值跌落到每10元只抵国币1元。唐倒台后,三年混战,各部军事头目,大都采用“到州吃州,到县吃县”的就地筹粮筹饷的办法,人民负担奇重,士兵形同饿殍。站稳脚跟后的龙云很快开始清理财政、整编军队,加强经济建设。
学武出身的龙云,为了充实滇军的后备力量,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训,作为讲武堂的后备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但精神教育的内容,既非三民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云南爱国主义。从这一点上,可以约略窥见这个云南王内心真正的政治倾向。
龙云对云南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尤使蒋注意的是,龙云在当地威望很高,“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蒋介石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安。
在昆明期间,蒋与龙进行了多次密谈。龙云常常烟瘾大发,困倦异常,强打精神。机智的副官主任杨苇航灵活,一察觉龙云面色不佳,就赶忙端上一杯浓茶,悄悄将烟泡子放在茶内。龙云吞下茶后,精神复振,继续与蒋密谈。
暗中给长征红军送图送药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有蒋的算盘,龙有龙的算盘,两个人明合暗斗,反而为北上红军帮了忙。
当时的省政府委员孙渡就曾献策龙云:“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深以为然。
实际上,蒋介石就是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得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
因此,龙云一方面配合蒋介石出兵,一方面暗中放红军一马,而红军为了长征顺利,也利用了这种心理。龙云的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在经过云南时就曾托人密信龙云,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希望龙云尽管放心,希望龙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
这段历史与龙云自己的回忆相符。蒋介石给龙云下令,要龙云查捕共产党员和失散的红军,但龙云对此并未采取认真的行动。龙云当时也确实接见过一个号称有紧急军情相报的小伙子,“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罗炳辉的来信。我看完信,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500块钱给了他。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跟这一卡车药品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龙云的亲信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说,50年代初,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
这些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地图,也是红军当时所急需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这与毛泽东爱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桥段非常相似,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地图的情况下才征服云南的。
调滇军回昆明,为红军敞开金沙江
多年来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饰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滇系的孙渡率第三纵队来贵阳“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而此时龙云却坐立不安,惧怕孙渡部被蒋所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的位置,几近失态。
当蒋介石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渡是否已经被蒋介石控制,几乎撤掉了他。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马上发急电给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收买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见龙与蒋矛盾之尖锐。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孙渡纵队在后紧追,但此时龙云见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马上调离红军最近的滇军部队回昆明,把通往金沙江的道路向红军敞开。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3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龙云在与红军的直接接触中,感触很深。行伍出身的他深知严明军纪不易,在当时与《申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的交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两次过云南,硬是秋毫无犯。勒着肚皮横冲直闯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这为龙云后来的思想转变是埋下伏笔的。
与朱德建立密电联系
1936、1937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龙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在机场休息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问龙云:“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我问他:“是哪几位?”
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我当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齐去好了。”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