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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好了,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这次南京之行,给龙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第二天离开南京回昆明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可是机场前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在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一两个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回到昆明,龙云马上召集军政各界,“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来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他马上布置了备战措施:办理积谷、禁烟禁种、购买武器、训练“保卫队”和修筑滇缅公路。
子弹只能从前胸射入胸膛
龙云因为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一是应了在汤山与朱德的对话,组织了二十余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二是抢得先机,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被誉为“抗日输血管”,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60军的四万余官兵,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节节败退,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要来,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了三万多兵力像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
滇军就是在此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500人仅一人生还,184师的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
原来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但出征的4万余官兵死伤过半。8年抗战,龙云一共向抗日前线输出二十多万大军,经历各大战役二十余场,伤亡十余万,并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这是龙云作为一个军人,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筑滇缅公路
早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就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修滇缅公路,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战争局势:“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
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他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回滇后,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当时的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但国难当头,云南百姓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每天出勤的不下10万人,最多时达二十多万人,轮班昼夜赶修,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抢通了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全线通车。
修路民工们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两只手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冬春农闲时,民工上阵甚多;就是第二年夏秋之间,天气炎热,瘴毒时疫流行,出工人数仍然不减。民工们自带粮食和工具上阵,虽说每天可得微不足道的“补贴二角”,却也未完全到手,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这里山势险峻,而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公路修通后,蒋即电告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滇缅公路完成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5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着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6000吨武器弹药离奥德萨来中国,在仰光港卸货,从缅甸腊戌运入我国,再转运昆明。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担负美国等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据统计,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就达13.2193万吨。
龙云的预计完全没错,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海路交通断绝,滇越铁路停运,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正是这条抗战输血管,打破了日本用武力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从而困死中国的企图。因此,日军处心积虑要切断中国这条国际大动脉。1942年初,日本从泰国入侵缅甸南部,滇缅公路除抢运物资外,又担负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任务。10万入缅远征军,全用卡车运输,“车队蜿蜒进行,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抓不到一个云南地下党
在与蒋介石的十多年交往中,龙云起初对蒋是竭诚拥护的,但后来看到蒋为人处事,处处自危,不免对他忌惮起来。当时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都是云南当地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蒋介石多次明令“禁烟”,却又让农民银行掌握和操纵着“特货”(鸦片)、“特税”(烟土税)。龙云表面也在“禁烟”,手里却仍然控制着大量“特货”,作为地方经费。蒋介石以禁烟总监的身份,多次严究,因涉及巨额的经济收入,龙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云南的地方银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个银行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龙云十分不满。他说:“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怎么可能打败日本呢?”“自己设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指新四军),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龙云为首的省政府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使他们在云南无法开展工作。据特务头子沈醉后来回忆,他当军统滇站站长时,始终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在龙云执政后期,除云南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外,云南全省地下党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加上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给这片土地带了新的思潮,昆明成了抗战时期全中国的“民主堡垒”。
日益渗透入龙云思想的民主意识让龙对蒋的怨气渐渐公开化。1943年秋天,龙云曾回老家昭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没带讲稿,讲话慷慨激昂,中心话题是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他在大会上问大家,什么是民主?民主与独裁有什么区别?还问到会群众,“为什么提到‘蒋委员长’,大家全要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开始争取龙云参加民盟。龙云回到昆明后,与云南民盟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多次交谈,申请入盟,获正式批准,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从此龙云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秘密成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也不出席盟内的组织生活会议,但却在经济上给民盟以很大支持,在人事安排上也给盟员以一定方便。龙云的秘密“入盟”是他由一名地方实力派向真诚爱国者转化的重要一环,此后,他在这条道路上就再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