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五，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采访/邝新华)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0提升到5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50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10亿美元级别提升到600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采访/邝新华)
六，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中央商务区必有步行街，步行街必有色调鲜艳的欧式建筑，视线内必有一间麦当劳。古迹附近必有文化街，文化街必有油漆未干的中式建筑，视线内必有卖香肠的摊位。高级商场外必有咖啡馆，酒吧街外必有烧烤档，新商务区必有扎堆的玻璃幕墙摩天大厦，艺术区必由工厂改建，创意园区必须永远都在郊外……是为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印象。当城市失去了想象力，也失去了个性、气质与生命力。
库哈斯提出过“广谱城市”这个概念，认为全球化城市正变得毫无特征。其中，他是这样调侃中国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新加坡的国际演艺协会主席本森？潘传顺也描述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而不应很容易就被另一个城市同化。如果大家都变得一模一样，那将是一个悲惨世界。”
城市个性也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中国的城市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城市CEO终于明白，城市个性也是一种软实力，正如人们通过街头乐团认识维也纳，通过保持完好英伦范儿的老城区认识伦敦，通过休闲与田园认识“第四城”成都。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展会、建筑设计、电影植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兴建地标、改名、选拔形象代言人、选美、自我命名××之都、征集城市口号等方式，以图重新确立自我特征，去发掘吸引投资者、人才、游客的城市吸引力。
从历史、文化、景点、民俗、企业、品牌、建筑、美食到关于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到诸如爱情斑马线这样的城市细节，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指数。但要找回城市魅力，关键词却是城市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最终能不能现代化，除了GDP以外，最重要的还得看文化的品位、文化的能量。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亦是急之国的进程。尽管城市的外表迅速被改变，要发掘城市的内涵却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拥有城市文化，要先找到市民的文化。香港要在西九龙建设世界级艺术区，却遭遇了12年口水拉锯战。政府期待打造艺术馆吸引游客，但文化界认为应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文化上。台湾地区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有最顶尖的文艺团体在社区做100场到150场的演出——城市文化，最终还需在街巷孕育；城市气质，其实就是本土化的气质；城市魅力，最终还应取之于市民。 (文/文尔达)
杨东平：在大城市讲魅力很矫情
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自然之友”副会长，著有《城市季风》、《最后的城墙》等，生于1949年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命运，某种程度是一种共生的过程，它们出现了开放性、移民化、国际化等特征。
地方文化的衰竭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进程是共通的，上海很典型，过去是上海人的上海，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上海，所以要讲普通话，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进程。现在的问题是，在共性的进程当中，城市的管理者能不能耐心地、细致地保留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这种考虑？有没有这种努力？
“保卫粤语”等运动是城市居民为保护文脉所做的一种挣扎，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北京有很多拍摄胡同的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把胡同拍下来——因为这些胡同都是会被拆光的。这个过程，对城市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一面。老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拆一些90年代的房子，比如北京的凯莱大酒店。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市场化、移民化、国际化对城市人格的塑造有非常大的意义。上海最为明显，上海的城市人格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萎缩的——90年代以前，上海变成一个封闭的城市，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变成了小市民，还有“围裙丈夫”。过去，上海有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之后却是“围裙丈夫”的天下。这个过程现在被打破，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小男人”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上海又成为冒险家的江湖，企业家的江湖。现在，上海有“新上海人”，东莞有“新莞人”，很多原住民的城市已经变成移民化的城市。这种变化，意义非常重大。
城市魅力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比较而言，小城市，比如大理、丽江，魅力更大一些，就大城市来说，它的缺点和吸引力同样明显，但它机会非常多，有很大的文化空间，但这种东西能不能成为魅力我觉得很难说。现在北京、上海讲魅力，会觉得是很奢侈、很矫情的事情，在成都、杭州或许可以讨论魅力的问题。 (采访/张坚)
王军：拿“大裤衩”定义3000年的城市很可悲
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生于1969年
中国的城市，我认为拆掉的地方都是很有魅力，建出来的新城市都缺乏魅力。比如说上海，上海的浦西很有魅力，浦东就没有魅力，因为尺度发生了变化。浦东、陆家嘴那边是汽车的尺度——宽马路、高栏杆、围墙社区、没有街道生活，中国造新城都是这么造的。以汽车的尺度来构建城市的空间，大家只能一下楼就上车，因为没有街道。浦西就很有魅力，因为它不是以汽车的尺度，而是以步行者的尺度。它的街道不宽，路很密，又有很多十字路口，大家都愿意在那逛，有很多街道生活。我相信一个贫苦的人也很容易在那找到工作的机会。
外滩的改造就很好。外滩以前是被浦东拉过去的，它以前是十个车道，现在把十个车道缩窄成四个车道，把过去的交通埋到地下，把地面恢复成比较窄的街道，大家都可以逛。它站在两个尺度之间。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魅力并不只是历史文化方面的东西，还包括这个城市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尺度来规划和建设。
面对大规模的改造，所有城市都要非常慎重。全世界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进行大改造而没有遇到大麻烦的城市。大家都说巴黎在19世纪的17年大改造好——把街道弄得很整齐，把下水道也修好了……确实有很多的优点，但也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后遗症。把那些贫民窟全赶到郊区去，贫富就在城郊之间分区，穷人都在郊区一带无法翻身，因为他们的公共服务无法改善。巴黎到今天还在承受痛苦。
我觉得大改造应该尽可能去避免，像北京这种大改造更是没道理。大改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把北京这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变成单中心的城市，大家跑到郊区睡觉，跑到故宫周围来上班，这个交通怎么弄啊？北京2005年的整体改造规划就是希望改变这种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一个大规模的巨型城市只有一个中心是不可以的，应该是多个中心的发展，就从这点来说，不能继续拆除老城了。何况，老城区还是让中国人感觉骄傲的地方。
北京把自己拆得没有文化容量。什么叫文化的容量呢？就是你的母体。巴黎有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要说它怪也很怪。蓬皮杜艺术中心，结构全暴露在外面，“肠子肚子”全让你看，你说它有多怪，但是今天的巴黎人很喜欢它。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卢浮宫改造工程，把一个金字塔作为它的一个入口，你说它怪不怪？也怪。但你一看它还是巴黎。因为巴黎长得好好的，整个老城还保存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其他新建筑)只会使它分外妖娆。我们中国老说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探讨的。
你到巴黎去看，旧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整，新的东西要有容量才能接受它——它只会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丰富，而不是感到很恐慌，不会让人觉得巴黎一下改姓了。北京就面对这样一种危机，把自己的文化拆没了，一个“大裤衩”出来，大家就会惊慌失措。一个“大裤衩”就定义这个有3000年的城市，这是多可悲啊。如果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文化拆没了，大家对新建筑就会越来越敏感。 (采访/张坚 汪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