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十四，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2010年，社科院《经济蓝皮书》中表示，中国85%家庭买不起房。一部讲述80后生活的《蜗居》，却有评论说“其实60后、70后、80后都能在里面看见自己”。在中国，“住得像个人样”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中国人为之想出诸多解决之道，但怎样住得像个人样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有人说政府要抑制房价。从“国十一条”、 “国十条”、“新国八条”、“国五条”到“限购令”出台，政府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任志强仍发表观点，认为限购令会助推部分城市房价上涨——随后，未限购的二三线城市的确迎来了房价上涨的机会。政府是否能够抑制房价，更多人仍然处在观望之中。
有人说要改变社会观念。《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录VCR，最有力又最常见的背景，一是坐在自己的车上，一是带观众参观他未来得及装修的新居。买房子成为年轻人结婚前的受难之路，“丈母娘经济”成为流传最广的中国楼市理论——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给年轻人套上了枷锁，问题是《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19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城市人口的性别比为115:100”，男女比例已严重偏离正常值，最后还是女人说了算。
有人说要建保障房。2011年中国有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同时还有保障房规划要“三思”而行的呼声。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保障房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亦说过现在“保障房的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个大方向本身就是错的”、“保障性住房就不应该给产权”等言论。同时而来的，还有“北京七成保障房违规出租”的新闻。公众并不反对保障房，但对保障房能否公平分配，依然投下了不信任票。
住得像个人样，需要还社会以公平，还生活以尊严——即使“中国已成为私有产权房拥有比率最高”的国家，但难以抑制的是因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嫉恨，因阶层板结而来的焦虑，因地区发展差异带来的距离，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带来的愤怒。要住得像个人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大房子，还需要一个讲公平、讲良心的社会环境。 (文/文而达)
吴晓波：要舒适就得有相当的面积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吴敬琏传》等，生于1968年
要“住得像个人样”，住得舒适，我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应该买不起房，住得很远或者跟人合租一定是不舒适的，但不仅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的年轻人也买不起房，也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舒不舒适，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人喜欢客厅大一点，我就喜欢书房大一点，有没有客厅无所谓；有些人觉得住别墅才算舒适，我认为三口之家，150平方米以内就足够了，当然，要舒适就一定得有相当的面积，否则就成颜回了，不到三十岁就死了。
过去，人们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是因为浦东那边交通不便，配套设施都没有，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用距离换面积”的道理大家都想得通，毕竟，整个亚洲的城市基本都是环形发展，随着房价的上涨，只能住远一点，住得再远一点，最远就是逃离北上广了。
中国人对土地和房子的渴求自先秦以来，一直如此。只有计划经济的那一段时期，大家都没有条件，都一样，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1998年房改之后，有人住别墅了，有人还住蜗居，一比较这种渴求就似乎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中国人基本都没有理财的意识，而这十多年间，人们逐渐发现房子是最可靠的投资渠道，是抵制通胀的有效手段，所以，没有房子的人就越发焦虑，越发没有安全感。
不是说租房子就不能住得舒适，关键还是心理和经验作用。比方说，两对夫妻，同一年，一对花50万买了一套房，一对花50万去租房，就算房租每年只涨8%—10%，可房价上涨的幅度谁也说不清，估计不到十年花钱租房的夫妻就得为当初的决定吵翻了。 (采访/文莉莎)
蔡鸿岩：要“人人有房住”，不要“人人有住房”
中国不动产研究院首席评论员，《楼市》杂志出品人，著有《老蔡侃房》、《批评万科》，生于1964年
“人人有房住”和“人人有住房”，完全是两个概念。
永远不可能每个人都需要买一套房，合理的消费是量入为出。你在这个城市里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说明你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够，你只能选择比它房价低、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去工作生活。
要想住得像个人样，要根据自己家庭财富、收入情况，量入为出。我们的社会变成了纯商品化社会，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对穷人是逐出效应，最后会变成富人城市。
今天的房价，不论是买楼的价格还是租金，宏观上说，它是市场供需关系厘定的价位。如果说市场上的房子求大于供，房价必须上涨，供大于求，房价就会下降。
人要住个人样，但是你不能和40岁的老板去比住房，这样去比是一个错误。1998年房改之后，包括政府、舆论、社会都在强调，人人都要有住房。所有的人，包括公务员、私企、老百姓，都认为要有房住，前提就是必须自己去买房，这不对。
为什么这些年住房矛盾这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中国住房商品化，政府把责任全都推给了社会，政府的住房体制过于单一化。以前计划经济，全是大包大揽，突然变成全部市场化，政府基本保障住房又“欠债”。
包括现在，我负责任地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保障住房建设有抵触的情绪，没有人心甘情愿去建保障住房，为什么？谁出钱？财政收入里头，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政府必须要拿出多少来建保障房，那这钱从哪来？现在政府靠卖地，要发展商配建，做生意都讲不出现金资源互换。我拿着地，你来投资，完了你拿出一定比例来建保障住房。你每年卖地挣多少钱？为什么你不能在财政收入里头划出5%、10%用于保障住房建设？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才相对硬性地规定呢？
土地财政体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心甘情愿去建保障住房，现在所谓1000万套的保障住房供应，是中央定下来的，地方执行当中一定是加入了很大部分水分，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儿来应对上面下达的任务。
现在房价高，特别是中心城市房价高，从市场供应结构上说，它是合理的，从政府政策主导来说，它是有缺失的。
现在高房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问题。我有两个理论，一个是“1+1”理论，就是这个城市有一个人就要有张床有间房，是它跟常态人口——不是政府公布的常住户口人口，我说的人口是平时在这工作生活的人——跟住房是成正比的。另一个理论，中国房地产大走势是“13亿人口乘以GDP”。现在，中国13亿人口自由流动，每年春运有2亿人的春运数字，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年春运递增的人口数量跟房地产的需求绝对是成正比的。
我们的问题出在国家没有一个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布局。我们现在只有给中心城市设防火墙，让更多人在三四线城市能够落足、就业、生活、定居，这样中心城市人口的压力才会减轻。人口不向中心城市流动了，城市的房价自然就不会上涨。如果说全中国13亿人口每年有万分之一的人都想往北京、上海跑，北京、上海的房价必须得到全世界最贵的房价，一定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的优势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家都奔着优势资源来到这座城市，我能在北京找到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就业发展机会，文化、体育、卫生都能享受最好，我为什么不到这来？
我们现在的格局是严重的经济地方割据，地方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各自为政。一个北京市有金融街，还要有CBD，北京在自己的城市抢，还要跟上海去抢中心地位，天津现在也要建金融中心，这些都是本位主义，每座城市还在强化它的中心资源价值，没有协调地发展。
有一个规律，所有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都是跟它的区域辐射性有关。最典型的是成都和重庆，重庆有钱的人跑去成都买房，整个西南地区有钱的人都在成都有房子，你很少听说成都有钱的人上重庆去买房，所以重庆的房价一直没涨上来，这都是因为成都的辐射性。北京和天津也是这样，在建京津高铁之前，天津的发展商说，这下好了，建了高铁之后，20分钟车程，北京人买不起房子的人要来天津来买房，我们看到的现实是，高铁建成后，天津有钱的人上北京买房了，北京在天津工作的人也在往北京跑，我的分公司在天津，以前去天津必须得住一宿，现在多晚我都要坐车回北京住。
有一天，房价是否会崩盘？我认为不是房价崩盘，而是整个城市市政系统负荷承载能力不够了，城市会陷入瘫痪，但它的房价可能还会很高。北京常态人口有3000万人，而市政系统只能为1000万人服务。我看央视新闻，北京以前有个村子叫临水村，现在改叫缺水村了。
(采访/何雄飞)
十五，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渴望成功。
“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岁以前退休”、“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这个时代的上进人群在为各种模糊不清的价值标准拼命奋斗，而以成功学身份出现的各种培训班和提升课程也在努力地培植它们的信徒，推销着它们的理论体系。
从各种成功学培训班到各种成功学书籍，从各种粗制滥造又似是而非的成功学理论到各种情绪高亢却模棱两可的实战技巧，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久经沙场的老板，他们都在一个“成功学”的梦境当中。这从逻辑上就完全是讲不通的，世上绝没有可以让所有阶层、所有身份、所有职业的人都能成功的秘笈。
成功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它们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简单地说，这就是便利店哲学，廉价而方便。
成功学还使用了陌生人沟通、自我激励、团队意识强化、意志力锻炼等手法，锻炼参与者的沟通、表达能力。从这一点上讲，这是成功学给人最有帮助的地方，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越内向的人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但这并不是成功学，只肤浅甚至庸俗的心理锻炼。
成功学当然帮助一些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只成就了成功学讲师的成功。我们批判的其实根本不是成功学，而是成功学背后的时代和个人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一种技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宗教狂热。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为什么我们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我们一定要成功，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立刻得到。
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这些充满感叹与肯定的句子，足够造成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群人正奋勇迈向成功的错觉。
这是一种谵语，这是一种梦魇。在这种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人人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文/陈漠)
郑也夫：现代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生于1950年
我很讨厌成功这个词，谁要是跟我说他是成功人士，我就跟他说，“别跟我来这套”。我告诉学生，在这大学四年，大家最好找到自己的乐趣，热爱的事情，找到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成功被别人绑架了、垄断了，给安上了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必再用了。
我们现在的人所接受的成功观非常狭窄，乃至多数人是尝不到的，因此很多人有种挫败感，灰溜溜。一个社会多数人有严重的受挫感，那这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像什么样子？我所说的成功跟今天流行的成功观完全不一样。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乐趣的驱使下，找到生活的一个归宿，能将自己的饭碗跟自己的乐趣结合，各得其所，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绝对不是要赚多少钱，是否考上顶级的大学等等这些极其狭隘的指标。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看结果的。乐趣从不是只在结果，很大程度是在过程当中的。
对狭义的成功追求最有效率的大概不是卡耐基吧，恐怕是中国人吧。怎样考更高分，怎样谋职，不需要外国人教，这些我们都是最擅长的。
中国人为什么非要成功，原因很多。比如独子，独子的话家长就会逼着小孩给家长圆梦，要出人头地，要从起点、从考大学就要成功，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家长的心就没那么重。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成功过分居世界第一的话，独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大面积的独子。
成功的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古代的情况跟现当代有很大的差异，古代生存比现在的条件更艰苦，竞争也更惨烈，生存资源也相对有限，相当多的游戏玩的是零和博弈，也就是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典型的案例就是战争，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损失。现在社会中的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我们都可以共同增长。比如老板和工人，他们的分配不平等，但大家会连手把饼烙得更大。
成功的内涵是非常之大的，这样的人找到了这样的成功，那样的人找到了那样的成功。分数低又怎么着，北京毕业的同学到社会上就成才？有很多企业家就没念过优秀的大学，可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极其失落。
(采访/汪璐)
李子勋：85后的孩子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成为自己
心理学家，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师，著有《幸福从心开始》、《心灵飞舞》等，生于上世纪60年代
从心理层面看，成功的欲望往往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更自信的心理结构。我们中国现在的主体社会意识还是五六十年代也包括一些70年代的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资匮乏、安全缺乏的年代，从心理学来讲，决定一个人的内在结构和心理结构是其3岁前后的生活和遭遇。
另外，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首先我们要活下来，活着就是要满足物质的欲望。在我们国家50、60、70年代的人都生活在中国物资贫乏的年代，只有饥渴感。1960年到1963年有相当大的自然灾难，所以出生在50年代末期的人和出生在60年代初期的人，对物资的贪婪程度都是比较强烈的，你看中国的贪官，大部分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没节制。第二个层次，安全感。安全感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是比较缺乏的，社会比较动荡，所以他们渴望权力，渴望利用权力来获得更大的空间，成为更重要的人。还有，建立自己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盟或者圈子。在这三个年代过来的人，生活在一个缺少安全感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的追求是更大的安全感，体现在对权力对关系的控制。第三，爱和被爱。心理学有个词叫社会认同，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对社会认同强烈的需求里面，因为我们要通过外部认同来达到自我认同。我们要得到一个自我认同，必须先要经过努力去获得社会认同。那么，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越大，获得的认同越多，我们才可能越喜欢自己，达到一种心理层面的认同。这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恐惧性危机。所以这三个年代的人呢，有一种潜意识，仿佛不想成为自己，而是要成为社会中的精英、成功者。
“失败是成功之母”讲的就是这几代人的主体意识。现在的中国正好是50年代和60年代构成的主体意识，所以整个社会就呈现一种竞争和对未来的焦虑，他们这种焦虑虽然也会体现在70后或者80后的人的身上，但是这是一种主体意识在传播，他们的家长告诉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家长从小就生活在自我认同危机里面。
社会转型已开始了。对于85后特别是90后的孩子来说，可以随便吃饱饭，有了足够的社会安全感，加上又都是独生子女，享受足够的家庭之爱。这些孩子，按心理学需求的三种基本层面都满足了，所以他们追求的是自尊。希望得到尊重，成为自己。不管是家长还是社会，就是你必须尊重我。所以成功学一类的社会意识，会遭受到85后的孩子的集体抵抗，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人生中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不是GDP而是幸福感。
现在把成功看成毒药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中国社会建设的大旗是需要靠85后和90后的人来完成，所以现在我们重新去解读成功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那三个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和渴望，所以他们还在作为社会主体的时候，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和竞争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我们说现在成年人的感受是在重复早年的焦虑，比如铁道部的贪污干部，贪了8亿还没有满足，那是因为在饥渴里长大的孩子对权力对金钱是没有满足感的。所以他在主导这个社会意识的时候，社会同样也会弥漫着一种压迫紧张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这么一种气氛。但是好在80后的人也慢慢步入社会的工作层面，90后的人也开始慢慢迈入社会的主体层面，他们会有他们的主张，因为他们孩子时代的过度满足，他们不愿意和人竞争攀比，现在他们有很高享受物质的欲望，但是他们有多少享受多少。而不会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他们没有认同危机，所以他们不在乎是不是被认同。 (采访/汪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