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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敢爱吗?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6日16:59  新周刊

  十二,还敢爱吗?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博客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似的。

  与此同时,爱情也在加速度不断地失落。2011年,奥运情侣陈一冰和何雯娜分手了,足坛明星夫妻谢晖和佟晨洁也离婚了。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每天,平均有5000多对昔日的爱人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雾霭。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但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的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再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种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此时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所为,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文/孙琳琳)

  李银河:离婚率高是因为人们更重视感情了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生于1952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没错的。至今,人们依旧觉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中国古代崔莺莺式的或者红拂夜奔式的爱情很浪漫,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说“不相信爱情了”,一边羡慕纯爱,一边不敢去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得太快。

  仅仅十多年,中国就从普遍贫穷过渡到贫富分化,人们突然意识到婚姻成了一种新型的致富手段,经济因素在爱情和婚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女性而言就有了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的选择,在过去这是不必思考的,因为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结果就是,大家嫁的男人也都差不多,结婚的双方年龄和收入差距都很小。而今天,你会发现各种奇妙的组合都出现了,“小三”和“剩女”同时在猛烈增长。

  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贞操观的逐步改变。

  在1997年刑法删除“流氓罪”之前,与合法婚姻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被视为是犯罪。而现在,60%以上的年轻人有过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当然,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相比,中国人看待性与婚姻的关系仍然相对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判断是:想与异性亲密就只能结婚,组建家庭。而这一观念的影响力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消失的。因此,2008年浙江大学还开展了守贞教育,很多医院开设有“处女膜修复”手术,这种手术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从生理需求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多数还是会选择婚姻,而非单身却拥有性伙伴。

  中国的离婚率连续7年增长,越是发达地区离婚率越高。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日益重视感情的缘故。越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爱而结婚的,越容易离婚。毕竟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因素是回避不了的,而激情显然持续不了太久。当然,另一种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婚前太不浪漫,婚后太浪漫。很多人第一次谈恋爱,谈完就结婚了,婚后才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在乎的是什么,诱惑也就来了。

  因为离婚率高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完全没必要;离婚率高反向也证明了离婚的成本正在降低。年轻人就应该趁年轻多谈恋爱,大胆去爱,但是对婚姻还是要慎重,“闪婚”、“裸婚”不见得适合多数人。

  (采访/文莉莎)

  黄菡:不管敢不敢爱,就得爱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非诚勿扰》节目嘉宾,著有《走进震撼的精神世界》等,生于1966年

  就像食品安全问题,整天听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到头来我们还得吃。我认为,情感也一样,不管敢不敢,我们就得爱。

  爱是什么?一说就错。如果非要下个定义,可能就是人们对自己跟他人——现在已经不能说跟异性了——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表达。

  既然是特定的表达,就免不了一些程式化的元素,它总会涉及到是牺牲奉献还是占有索取,是排他专一还是包容多元,是真诚还是背叛,但是当体会这种关系时,人们的态度确实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方说,你是更强调责任感,还是更强调个人满足;在表达这种关系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对社会特定的价值规范顺从,还是反叛。

  过去,人们说“受到大家祝福和认可的感情更容易幸福”,现在我们会觉得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感受,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反而更有满足感。

  过去,离婚的代价,尤其是社会舆论成本很大,有些人远离婚姻就是为了保证自由。现在,婚姻的神圣感正在消退,人们都明白“白头偕老”、“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过年说的吉祥话,并不是一种束缚,所以,人们变得更敢于要爱情,要婚姻,因为一旦得不到预想的情感诉求,完全可以离婚。

  当下的人们对于性、爱情和婚姻,已经能够分得很开了。正如,当配偶出轨时,有人会追问是“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有结婚抑或不结婚两种,已经发展出了n种情感。虽然不能说这n种情感都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既然存在,肯定还是有一定原因和意义的。

  至于“动什么别动感情”、“谁认真谁就输了”、“再不相信爱情了”这些说法,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迸发出真正的爱情,爱情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与其说人们对待爱情更小心翼翼了,不如说真正的爱情更稀缺了,尤其是经典的爱情,让你犹豫的、被抑制住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到底谁更爱你,而是谁的学历高点,谁的薪水高点。总有人说在感情或者婚姻中得不到安全感,因而不敢全情投入,以致分手、离婚,其实缺乏安全感是因为对对方或者对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赋予了对方太高的要求,一心想用婚姻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事实上,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婚姻能够且只能够解决单身生活的部分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单身生活本没有的新问题。

  刚加入《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对这个节目和电视节目的制作都不了解,一度认为上节目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快餐式”的择偶标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实的想法,大家喜欢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而这个模子就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成功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生活中还是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太一样,该爱还是得爱。

  (采访/文莉莎)

  十三,像什么一样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标准选择。这是道真正无解、真正多选的选择题。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你已在按照某种方式而活,作出选择之后,你只不过比以往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面试考官。孰好孰坏的标准不抓在任何人手里,如果真有,它也只能是你自己。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现成答案。它时刻根据你的年龄、心情、状态、知识与智力状况而定。没有一以贯之,没有一错到底,更没有一劳永逸。

  于坚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你还可以像猪、像猫、像切·格瓦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每个人“各就各位”,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

  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人生观的博弈,是价值观的取舍。

  千万要警惕那种妄想给出终极答案的人!没人有权利规定你应该怎么活。人群可能屈从于某种权威,受商业力量裹挟,受某种舆论控制,只呈现出单一面貌,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只有单一可能性的社会是停滞的,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是无趣的。

  拥有选择的权利,即是一种幸福;拥有众多选项,更是一种奢侈。

  2001年《新周刊》提出“像什么一样生活”,而事实上,这是个《新周刊》追问了15年的宏大命题。《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观可以概括为提示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面目而活。那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土地、回到历史、回到内心。

  但现实困境却是: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生活方式又回不去。只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状。

  (文/朱坤)

  于丹:时代呈现多元化,我选择外化内不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生于1965年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化,这是一个对多元化充分尊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望,但很多人不够勇敢。第一是没有这么勇敢的信念,第二是没有这么勇敢的执行力。

  当代人选择生活的流浪与飘移,都相关于寻找与安顿。寻找的过程中是一个人把不确定性兑现为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人逐渐在土地的丈量下走向远方,在心灵的丈量下走向自我的过程。它是对外和对内双向的、同步的寻找,而最终的契合就是完成了一种方式的安顿。这种安顿不见得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独属于自己意愿的一种行为标志上。

  我们寻找的不是物理上的地标,而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空间可以被穿越,我们的生命也在穿越着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引用唐诗、宋词中的句子,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首诗歌,其实这都是在穿越中编织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坐标,就是某个人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像什么一样去生活,去居住呢?其实人最终是在一个勇敢而坦率的意愿上,确认了自己的信念,并且以一种勇敢而坚定的力量把它兑现完成,这就是关于自我生命建立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生活观,可以用庄子的五个字来概括,叫做外化内不化。所谓外化就是尽可能地融合于这个社会,所谓内不化,就是在内心保持一个尽可能相对完整的自我,也就是说在外化的意义上我必定要在地图之内,在地图之上,去建立一个我所居住的地方;而我的居住在这种融合的程度上讲,可能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世俗,因为我是和我的妈妈、老公、女儿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和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加传统。但是所谓内不化这三个字,我觉得我的内心始终在驿站中一站一站地寻找着,对我来讲,就如苏东坡那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故里,也可以一个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生在北京的人。生在北京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方言,我们从小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个地方没有民歌,我们从小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饮家乡的酒,因为这个地方的红酒喝的是拉菲,白酒喝的是二锅头……所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地方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在物理上没有故乡的人,但正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多,我内心的认同感强,所以在整个世界上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安顿。

  安顿有时候是一个瞬间,安顿不一定长期地终老于此,不一定把你的躯体安顿在某一个屋顶之下,有的时候,安顿的感觉也是一见钟情,就是你对某一个地方,电光石火,热泪盈眶,那一瞬间,你已经完成了安顿,哪怕这个地方你此生永不再来。

  我的外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离不开母亲和孩子的女人,但是我的内心,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红尘犹有未归人”,正如我接受你们颁发的骑士勋章时所说的:他们把一次一次的流浪,当做归宿,把一次一次的离别,当做爱情,永远在路上。                       (采访/王丹)

  张颐武:人没有对生活方式满意的时刻

  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生于上世纪50年代

  现代人“像什么一样生活”取决于主流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的选择。我们这一代都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生活已经被固定。《新周刊》曾经提出的“飘一代”的年轻人主要是70后,他们出生在市场经济前,都是吃过苦的,所以敢“飘”。到了80后、90后,“飘”就意义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的是现世安稳。从“飘”到现世安稳,追求踏实感、安全感,追求平常的小日子。80后一方面渴望有奇遇、奇迹、浪漫,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和社会有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如买房,几乎都期望家里解决。当然他们的知识视野是远远开阔了,是都有希望的。

  现世安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这是社会变化造成的。《时代》杂志说李宇春是“正面的反叛”,这个对80后、90后状态的描述是十分贴切的,是顺境中的叛逆,他有不满,但他也不敢真叛逆。叛逆了第二天吃什么呢?他们也就止于在网上发帖。还珠格格是很典型的代表,她对父皇又依赖又害怕,一出去两天就要回去。其实网上的不满越多会说明现实的社会相对平静。网上的不满意是在网上的虚拟社会里面的,这说明年轻人内心有很多期望。80后里,韩寒虽然嘲笑郭敬明,但他们两个都是从郊县出来的,都吃过一定的苦。目前90后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在我的环境里说话,那时在北大刚当教师,人家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到给分配的房子里去。我一打开门,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不同系的老师。那个比现在的出租房都要恶劣,我打开房门,说飘不飘都没有意义。现在城市里,年轻人愿不愿意这样?这个不需要我去多说。

  人总是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理想,一个想象,而这个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一旦实现,理想就不是幻想中的样子,人会有更大的不满。人是不会对生活状况绝对满意的,这就是人性。

  我最主要的感受是,15年来,一方面中国人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强的期望,另一方面好像冲劲和个体承担的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开拓能力有所减弱,通过梦想来改变命运的强有力的精神有一点衰退。当然这并不严重,他们也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他们有国际经验,视野开放,关注人类的共同问题譬如环保、低碳、动物权利……在这些上面他们的视野比过去几代人都要开阔,有超越的眼光,这是很好的一面。但中国到了新的平台,原来只有自己靠自己才能打出一片天,现在对自己要求不高,对社会要求反而提高了——对社会要求高是好事,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要求放低呢?这个值得考虑。(采访/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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