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什么？
七，中国缺什么？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206年之后。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即中国之“中”)。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满清知道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中国近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船坚炮利”，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型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童年幸福为代价，应替以素质教育。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有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
1999年，《新周刊》对中国的追问，今天仍可重提。 (文/肖锋)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易中天文集》16卷，生于1947年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文/易中天)
任学安：中国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总导演，生于1968年
面对“中国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又什么都缺。
你说我们缺什么？大国的地位、民族的自信心、国家富裕的程度，甚至法律的完备……宏观上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缺。从总体数量上讲，我们已达到一个前人从未达到的“不缺”的程度——科研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建设、社会发育的方向、市场经济法规的建立，什么都有。但仔细再想，尤其是从你提问的“缺什么”的角度去想，又觉得什么都缺。我们经常感到我们缺司法的公正、缺对社会秩序基本的遵从、缺社会的诚信、缺财富的均衡度……说得再具体些，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会制度、完善的交通法规、城建规划体系，很多方面，我们全有这样的“表”，但未完全实现那样的“里”。
另外，网络时代的社会是个显微镜和放大器。不能只从宏观上看，还要更多从微观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最大的苦难。它有时可能是这个社会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件，但在讲求“以人为本”的今天，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感受在网络时代就会成为整体社会的集体感受。因此，当上述所谓的“不缺”，比照到不同阶层、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身上时，经常就会发现较为严重的“缺”和一种普遍的“缺”。
这种什么都不“缺”，但又什么都“缺”的状态，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复杂多元的深度转型期。你可以说因为它太大、因为它人口太多、因为它历史包袱太沉重、因为它社会转型太过艰难……但充斥在你眼前的是好的坏的同时并存、喜欢的不喜欢的杂糅交织。当整体社会迈入现代化门槛时，无数传统的东西亟待解决。过去老讲“光怪陆离”，一直对这个词没有切身感受，现在你认真观察当下出现的各种美好与肮脏混杂的现象，真的可以知道光怪陆离是何种景象！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问题是，当你用13亿人这个概念来衡量、用每一个公民的感受来衡量时，你会发现——我们不能说是“小”，而是不完美、不完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真正让每一个民众都能享受到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地缘、中国的人口等等各方面情况，使我们离一个强大的大国、离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大国、离一个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公民的大国，以及离一个受到世界人民普遍尊重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从每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秩序的现代化、官员行为的现代化、法治精神的现代化、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采访/张凌凌)
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著有《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等，生于1966年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中国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奇迹百年一遇的良机。相对来说，北方的建筑环境更糟糕一些，比如北方多灰、缺水，不适合大量建设玻璃外墙高楼和喷水池。中国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颜色过于艳俗，城市雕塑的艺术水准较低。中国对城市规划、环境颜色以及公共标志物的水准，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风水和文脉。
可怕的是，这一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官员、一部分房地产商，还有一小部分是掌握在包工头。这个后果，艺术家也有责任，在中国很少有艺术家为此大声疾呼。更多的艺术家选择无奈地顺从雇主的要求，觉得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们选择将项目当做生意。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但在中国，8年前就在讨论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现在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公共审美启蒙没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大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市雕塑的公共决策方面，应该采取方案征集公示制度，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这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城市美学也是一项公共决策，少数官员没有权利凭个人好恶决定公共环境的方案。
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艺术的时代作用在传统中早有典范。中国那些美丽古城的人民大都性情温良、知书达理、勤勉守业、与人为善，受过诗书才艺训练的文人官员或儒商群体中很少有骄横邪恶之徒。古人云：依仁游于艺。一切深义尽在于此。 (文/朱其)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导，著有《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等，生于1945年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只有城市变好了，生活才能变得更好”。
但一部分城市主政者，还停留在小农思想、第三世界思维中，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时尚化。但城市不是绿化，城市也不是盖多高的房子，城市是人住在那里。城市建筑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居住的空间；与其说是居住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交往的空间。
城市建筑也一样，与其说是雕塑，还不如说是互动空间、心灵空间。如果没有艺术家参与城市雕塑的规划，使得它们以不合适的尺度和体量出现在不合适的空间，那它们就是一堆垃圾而已。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聂耳雕像这么大的体量，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聂耳的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陆家嘴把华尔街的铜牛搬过来了，我说，太愚昧，太装孙子。要我说，应该搞牛郎织女的互动景点，保证是全世界最棒的旅游景点。牛是真的牛，耕牛、黄牛，游客可以cosplay牛郎和织女，然后拍照留念。
还有涂鸦。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搞的，辟出一整个街区往墙体上画东西，那不叫涂鸦。涂鸦是什么？苏东坡喝醉了，在庙里的墙上写诗，那才叫涂鸦。涂鸦的美丽，在于与环境的默契，而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写几个英文字——那叫画马不成反类犬。
城市与艺术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艺术家的一个通病，是把作品作为个人的东西，而没有放进城市的、人文的空间中去。小样很好，但东西做好之后一放到城市里，就难看得要死。艺术单体和城市的艺术是两回事。我觉得，城市与艺术之间，应该有三个“合一”：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艺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城市建筑与地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和谐，像世博会中国馆，上海附近没有山，如果它的背景有山，会不会更好看？人人合一，是指艺术家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你做的东西，市民要能接受。艺人合一，城市建筑应该是自足的，它会表达。
国家大剧院尽管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它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是圆形透明的，白天几乎看不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城市捣乱。上海的建筑就是不想给城市捣乱，所以大搞特搞玻璃幕墙，但台风一来，坏了，全吹坏了。这就是不懂美术，做的东西没有美感。在城市规划中，艺术家必须参与。毕竟，城市规划是短期的，它留下来的东西是长期的。现在是大家都不用功，艺术家也急就章。有才华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忙着搞拍卖行里能赚大钱的东西，没有心思做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就只是一些小学生、美院学生在搞所谓涂鸦。
未来应该是艺术进入城市规划，带动人们生活的艺术化。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以后的城市里，就应该有诗意的居住、诗意的活动，甚至诗意的吵架，诗意的冲突。城市本身是艺术品，城市人应当是或者正成为艺术家。我创造过一个词，叫“戏现”，即游戏地、戏剧性地展现自己。我认为，每个城市都要“戏现”自己，不仅是艺术家，市民也都能“戏现”自己。
(采访/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