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达县托林村75 岁的扎西次仁和妻子在18年前住过的旧式窑洞中

扎达县托林村的大卓嘎是宣舞（玄舞）的传承人

　　托林寺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格外热闹。藏民们围在佛殿前的院子里，把青稞面、红糖、酥油糅在一起做糌粑，似乎要把对佛的虔诚都放在里面。他们告诉我，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说法的日子，今天供奉的糌粑更多更郑重，酥油灯平时点1盏，今天要点上100盏。寺里的小僧人扎西说，这样的场面在托林寺已经很少见到了。

　　托林寺如今只有9个僧人。中午念经过后人群散去，寺里又冷清下来。扎西的工作之一就是给零星游客讲解托林寺，尽管现实与历史相距甚远，他的口气依然虔诚。扎西说，托林寺红殿壁画保存完好，全因“文革”期间做了公社粮仓。殿里本就昏暗，再加上千年的酥油灯熏烤，这些壁画的本来面目难以得见。即便如此，与古格王宫一样，壁画中仍隐藏着最丰富的历史密码。韩兴刚认为，门廊处的“十六金刚舞女图”堪称一绝，她们有着克什米尔式的丰乳细腰、宽臀圆脸、大尖角头冠，还有古格式的细长眼，细弱游丝的线描更添了几分超凡脱俗。而顺着红殿壁画上的题记看去，是益西沃、阿底峡、仁钦桑布，他们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序幕。相应地，扎西指点我们看寺中宝贝“阿底峡的石脚印”、“仁钦桑布的全身舍利”和保存了上千年的鹿角。

　　其时处在朗达玛灭佛后的“黑暗时代”，佛教刚有一点恢复的迹象，有些行为不端的僧人酗酒纵欲，“不守戒律”。吉德尼玛衮的孙子柯日王子让位给弟弟，自己出家修行，取法名益西沃，功德之一就是在11世纪主持修建了这座托林寺。为整肃教规受命赴克什米尔学习显密教法的青年僧人仁钦桑布回国，翻译了大量经论，后成为“大译师仁钦桑布”。最感人的传说是，益西沃希望迎请在印度的高僧阿底峡，按传统需用大量黄金。他在亲自筹措黄金的途中被俘，除非用与身体等重的黄金才能被赎回，他选择了舍身求法，由此打动了阿底峡来到古格，3年后东行卫藏，成为佛教从阿里进入卫藏的一个标志。而据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次仁加布考证，这个舍身求法的人应该不是益西沃，史书如此描写只是为了增加教化功能而将主角替换。另外他提醒，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古格弘扬佛教的同期恰值亚洲中、南、西部宗教史上剧烈变革时代，西藏地区朗达玛灭佛，而周边国家佛教之火也在逐渐黯淡，伊斯兰教在7世纪时占据了波斯，之后是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10世纪初进入印度和尼泊尔，佛教在亚洲历时近千年的统治地位已被撼动。所以，阿底峡的选择也是基于现实考虑。可以说，阿里在这一时期，为周边的佛教高僧和佛教徒提供了庇护。佛教在阿里重兴的顶峰是1076年托林寺举行纪念阿底峡的火龙年大法会，僧侣和信众从全藏各地赶来，与此同时古格王国也达到全盛期。

　　托林寺就建在象泉河边，夏季的河水膨胀而深切，闪闪发亮的支脉如大地上的掌纹一样蜿蜒前行。河边残留的佛殿、塔群，据说只是当时的十分之一左右，完好时的托林寺由迦萨殿、白殿、十八罗汉殿、弥勒佛殿、护法神殿、集会殿、仁钦桑布译师殿、阿底峡殿以及讲经台、众多的嘛呢房、僧舍、拉让及108座佛塔林所构成，是一组庞大雄伟的建筑群。张建林说，托林寺是一个坛城的形状，中心是大日如来的须弥山，四面有四大洲，八方还有八小洲，是佛教密宗的一个世界模型的完整体系。

　　托林寺位于札达县城，或者更准确地说，札达县城就围绕托林寺而建。在它兴盛之时，下有900僧人，25个寺庙，整个札达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都归托林寺管辖。83岁的强巴群培曾是托林寺老僧人，仍然住在紧邻寺庙的托林村。他说，民主改革以前村里的土地都由托林寺作为差地分租。除了土地，每家每户有3个儿子的，第二个儿子都要去寺院出家。强巴群培13岁就来到托林寺当了僧人，一直到1957年遇到现在的老伴才还俗，那时他已经在托林寺300多僧人中排行第四位，成为大型仪轨中的主持者。他说，托林寺当年因为地位重要，堪布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选定的，赴任时经过拉萨河边的大佛像后，就可以戴上有红色璎珞的金冠“东”，地位一下子就升高了。后来几经战乱、“文革”，寺庙逐渐衰败。1998年强巴群培回到托林寺做了几年看管，找到一些宝物，比如桑托觉巴做仪轨时戴的象骨冠，还有现在的镇寺之宝“仁钦桑布遗骨”，也有人说其实是益西沃的。据他说遗骨是他老伴在托林寺红殿配殿一个破损的佛像肚子里发现的，拴根绳子拉出去一看吓了一跳，肤色红润，牙齿完好，白发根根分明，像一个正常人一般端坐在那儿。“现在看到的已经风干缩小了，变成小孩大小了。”

　　这座寺院是古格盛极而衰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张建林指出，古格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各地方政权中独树一帜，坚持政教分离，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权和教权的关系微妙。古格王宫红殿壁画和托林寺大殿壁画中的“礼佛图”中都显示出，国王和王室成员居于无量寿佛的左侧，僧侣们居于旁侧，僧俗分明。而所谓供奉物品都摆在王室成员面前，僧侣处于接受布施的地位。而从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的益西沃开始，几乎每一代的古格王子中都有一位出家，成为古格王朝的宗教领袖，因而对宗教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王室成员手中。

　　尽管在形式上分离，政权和王权仍在寻找各自的依附。在有关古格灭亡的众说纷纭中，一说是它“因宗教兴，因宗教亡”，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次仁加布则认为，宗教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他对我说，古格王国与阿里的另两个王国——拉达克、亚泽——一直互相制衡，拉达克借助竹巴噶举派势力开始对古格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古格就开始拉拢神山、圣湖附近的直贡噶举派。而到了16世纪，席卷全藏的格鲁派开始作为正统教派被古格王国尊崇，甚至连托林寺这样的古寺也开始由新密教改奉格鲁派。这让拉达克国王有了攻打古格的借口，说是古格借直贡噶举派和格鲁派打压竹巴噶举派，甚至还改信外道天主教。

　　张建林在古格考古时偶然找到的一个纸糊骷髅面具上发现了葡萄牙文《圣经》，证明了天主教一度活跃。不过，17世纪来到古格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和他的传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在安德拉德留下的日记中，他欣喜地记录了古格国王批准他建立教堂，封他为“西方喇嘛”，他还发展了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12人受洗，其中一名后来还被后人与旺堆故事中的“黑猫王后”联系起来。其实，国王是因为害怕主管托林寺的兄弟因格鲁派传入日益增大的势力，才产生借天主教来抑制佛教之意，没想到成为国家覆灭的导火索。最终，以国王弟弟达仓喇嘛为首的托林寺僧人，与拉达克王森格朗杰里应外合。次仁加布告诉我，“达仓”藏语意为“老虎”，“森格”意为“狮子”，藏族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狮子和老虎的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

　　最后的古格人

　　古格当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一夜消失”的。曾在札达县史志办的老人扎西告诉我，拉达克人很快由卫星城逼近王宫，发现这里借助三重防御系统与充足的水和食物储备，连续几个月攻克不下。入侵者就迫使古格百姓从两公里外的地方背来石头，在王宫东面山坡砌一座与山等高的石墙。如今这堵砌到两米多高的石墙仍在原地保留着，扎西认为，这是拉达克的一种心理战术。国王一天天看着自己的百姓被奴役，石头甚至把他们的背部磨出森森白骨，于心不忍，于是一手托着金碟，另一手托着银碟，走下宫殿投降。藏史描述中，嫔妃们被拉达克人从高耸入云的宫顶扔出。当时古格妇女衣裙有披肩，五彩缤纷地飘飘而降，像是飞翔的鸟，拉达克人连称“好看”，“再扔一个”。更骇人的是，在古格遗址山下还发现一个干尸洞，一层层堆积的均为无头尸体，被认为是这场古格与拉达克战役的俘虏，更为古格王国的最后时刻增加了几分惨烈。

　　据藏族文献记载，古格曾有“十万之众”，如今札达县只有不到8000人。次仁加布指出的一个原因是，后来拉达克人被蒙古将军甘丹才旺赶走，阿里被纳入噶厦政府管辖。甘丹才旺的驻地“噶尔”意为“军事营地”，标志着牧业文明的渗透。这与古格原有的农业文明产生冲撞，古格人迁走，古格文明也逐渐褪色。扎西说，经过几次战乱，当地18世纪前的藏族文献几乎找不到了，而上世纪初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一个老人带走一页历史，成千上万页的历史就这样走掉了。

　　真正的古格后裔去了哪儿？我们去古格遗址下的扎布让村寻访，村民鲁觉说，村里34户人家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搬来的，他听说在边境乡萨让有一个小伙子，祖辈是从古格逃亡过去的。“因为他家里还有两部当时带走的经书，用金粉、银粉书写，重得很，两匹马都驮不动。经书里也有记载他是松赞干布最后一个后裔。”

　　像这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很多，不过，至今确有一些古格文明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留下了痕迹。比如“古格十三发现”，包括淘金、冶炼、制陶、纺织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曾在古格王宫壁画中见到的“玄”舞。“玄”舞须在重大节日和重大庆典时跳，歌词内容是固定的，是有关世界形成、物种起源、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一系列解释。歌舞由13大段组成，男女二队各16人，可演唱整整一天。古老的“玄”有一套独特的保存方法，男女演员以支差形式参加，谐本，即歌师，为世家，代代相传，除口口相传的歌词外，还负责保存古老的服装和道具。但在现实生活中，会跳的已经很少了，据说托林村一位80岁老太太大卓嘎是它的传承人。我们去探访时，大卓嘎刚刚从250公里外的狮泉河看象雄文化旅游节回来，她的9个徒弟都去那里跳“玄”了，文化节要挑年轻漂亮的，她只能在一旁观看。她不住摇头：“可惜呀，跳得都不正宗，不是我教她们的古格玄。”大卓嘎说起她年轻时，每到藏历年、旺果节等节日，就和其他女孩在村里空地上跳“玄”，元月15日仪式最隆重，她们会在托林寺里跳。要跳“玄”，一个人不行，大卓嘎叫来邻居和徒弟，4个人牵手交臂，踏地起舞，正如古格壁画所绘的景象。她们唱起在此地流传千年的一首古歌：“太阳普照全世界，托林寺的四面墙直得像剑一样，家有父母，寺有喇嘛，生活在托林寺下的人们多么幸福……”唱着唱着，大卓嘎的声音哽咽了，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涌出，她说，这歌是十几岁时唱过的，她想起了那时父母在身边，生活在托林寺旁的好日子。

　　韩兴刚1989年曾随阿里地区群艺馆进行民间歌舞采集，他对我说，其实大卓嘎所跳的“玄”也是经过了改编的。最传统的古格宫廷13段“玄”是他们当时在札达边境的底雅乡发现的，那里的舞步、歌词更规范严整，服饰也不同，跳“玄”时要戴起头饰羞答答遮住眼睛，穿起竖格图案的古老古格披风。他认为，“玄”的信息表明，底雅等边境地带才是古格人的聚居地。不过风景秀美的底雅因为有些人曾做过铁匠，在藏族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这些人与战争中的兵器有关，因此背上“黑骨人”名声，至今很多藏族人都不喝他们家的茶。

　　次仁加布认为，边境地带确实是古格人在王国灭亡时一个主要的去向，很多未解之谜还需要深入这些地方去找寻。而阿里与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尼泊尔的1116公里边境线上，有着57处通外山口，这些文化纽带也不应切断。从小生长在阿里的次仁加布说，他的爷爷、父亲都曾与拉达克通商，每次一去就是大半年，总是秋天把盐巴带到边境，经过一个冬天的大雪封山，春天再带到拉达克去。拉达克商人则会在夏天过来，去山上放羊，剪山羊毛，而阿里的羊绒就是原来被称作“开司米”的，在欧洲是抢手货，形成一条横跨亚欧的“羊毛之路”。次仁加布耳闻目睹的经商方式非常独特，祖祖辈辈“一对一”，即一个西藏商人只和固定的一户拉达克商人做生意，一根牛皮绳子拴在腰间象征两家的结合。若真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会到引起冲突的那方家中，将绳子拴在他家门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绳子剪断，意味着真正的结束。这样世代建立的信任谁都不愿意轻易切断，付款有困难的话可以延缓，贵重货物哪怕存放在对方那里几年也很放心。有件事让次仁加布的爷爷一辈子念念不忘，他曾经从那户拉达克人家拿过来一个“苟”——这种盛放藏族人灵魂和责任象征物的首饰是极为贵重之物，一个“苟”值19头牛——后来却再也没有机会归还了。次仁加布在想有机会去那边做研究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家人，把它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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