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201110期封面

　　辛亥百年——重回1911现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为中国现代化隆重破题。从辛亥到辛卯，整整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列强和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革命归于失败。其实，从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辛亥革命实在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我们重回1911，除了纪念，也想还原那一年被拉长的历史景深， 在浓烈、壮烈、激烈的争天下的种种革命斗争中，立宪派、军阀、帮会、农民……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学者傅国涌曾言，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循着此路，我们不妨一起重回1911现场。

　　意外的第一枪后，革命开始了

　　1911年10月10日下午，武昌。城南黄土坡，驻扎在这里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是人心惶惶。熊秉坤在营房之间奔走，遇上了队官罗子清。

　　“今晚外面风声不好，你知道吗？”罗子清低声问道。

　　“知道一点。”熊秉坤答。

　　“今晚起事，是孙党吗？”

　　“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熊秉坤说，“当然都是孙党。”

　　“有多少人？”

　　“湖北军商学界皆是。”

　　“是否‘排满杀官’？”罗子清问出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宗旨，不‘杀官’不能夺权。”熊秉坤据实以告，“管带职务以上，恐难幸免。”

　　罗子清问的最后一句是：“能成事吗？”

　　熊秉坤说：“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旦起义，各省一定响应。所以……”他顿了顿，说：“能成。”

　　罗子清默然离去。熊秉坤进营房，上楼，第二排五棚寝室里，程正瀛和金兆龙在等他。熊秉坤告诉他们：“准备行军装束，听我指挥。今晚，七时。”

　　10月9日 意外

　　“八月十五杀鞑子！”

　　放出风声的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八月十五，是西历10月6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会长孙武商定，就在这天发动起义。当时清廷大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也调去许多，武汉三镇防御薄弱，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为了发动群众而放出的话，也传到了当局耳中。湖广总督瑞澂下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所有刀具店都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革命党人准备不足，起义准备延期到10月16日。

　　一晃到了10月9日上午，汉口宝善里的一栋小楼，孙武在楼上秘密制造炸弹。他的计划是起义之时，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墙外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过去，应该能炸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

　　正午时分，孙武还在埋头工作，房间里到处散落着炸药粉末。革命党人刘同叼着根香烟上楼参观——当年的勇士们显然缺乏安全生产意识，这根香烟掉落的火星引发大火，烧伤了孙武的脸。另有一种说法是，孙武自己鼓捣炸药时用力过猛，擦出了火星。总之是出了事故，二人仓皇逃走。

　　宝善里地处俄租界，附近的巡捕循着浓烟赶来，在火灾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名册和起义文告。消息传开，瑞澂大惊，下令全城搜捕。

　　形势危急，显然不能再等了。下午5时，负责联络工作的革命党人邓玉麟赶到新军工程营，通知熊秉坤：当晚12时，只要听见城外炮响，就是起义的信号，城内工程营同志即可动手，口号“同心协力”。

　　湖北新军一万七千余人，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主要集中于城内的工兵和城外的炮兵，熊秉坤就是“工八营”里革命党的总代表。这年他26岁，已经当了七年兵，刚加入共进会不到半年。

　　熊秉坤接下重担，赶紧跑去挨个通知三百多名革命士兵：半夜听见炮响，就去夺楚望台军械库；得手后开城门，迎接炮兵同志们入城。

　　一夜无眠。革命党人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却没听见炮响。

　　原来当晚戒严，邓玉麟费尽周折才出得城去，等他赶到南湖炮队时，已经过了半夜，炮兵们都睡了。

　　等到天亮，传来的只有噩耗：许多革命党人被捕遇害，起义领袖蒋翊武和孙武也不知藏身何处。群龙无首，革命党名单又已落入清廷掌握，起义大事，眼看要败。

　　10月10日 开枪

　　熊秉坤决心拼死一搏。

　　10日早上起来，他先去各营房里转一圈，探听情况。城里革命党指挥部被破坏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工程营。第二营第二排的革命骨干蔡济民正在床上蒙头痛哭，熊秉坤过去掀开被子：“哭什么？”

　　蔡济民脸上泪痕未干：“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同志，昨夜被抓，已经就义了。”

　　熊秉坤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作女儿态。今天下午三时出晚操，我们就动手。”

　　蔡济民说：“军中已经警觉，所有士兵的子弹都上缴了。”

　　这是个难题，两人商定分头行动，一面寻找子弹，一面动员更多的士兵起义。

　　在发动群众方面，熊秉坤的说辞比较管用：“革命党名册已经被官府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时针很快指向下午三时。军中长官传下令来：晚操取消。

　　这时熊秉坤等人已经凑齐了六盒子弹，约150发，有士兵从家里取来的，也有从军官身边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给了支队长金兆龙，要他分发给可靠同志待用。既然三时不能动手，那就推迟到晚上七时，以放枪三响为号。

　　金兆龙和程正瀛等人答应下来，便在营房里收拾弹药。熊秉坤继续到各队查探。

　　快七点时，那天轮到值日的排长陶启胜，巡查到金兆龙的寝室，见金、程二人抱着枪在嘀咕。陶启胜心疑，喝道：“你敢造反？”

　　金兆龙说：“老子就造反，你又奈何？”

　　陶启胜大怒，上前夺枪，与金兆龙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程正瀛在旁边举枪欲射，又怕伤到金兆龙，就用枪托去打陶启胜的头。陶见自己吃亏，挣脱出来就跑。程正瀛举枪瞄准——

　　“砰！”

　　程正瀛，字定国，工八营普通士兵，那年26岁。这一枪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也让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七时未到，为何枪响？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子弹飞出，一切都必须开始了。

　　陶启胜中枪后连滚带爬逃下楼去，又挣扎着跑回家才死掉。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三名军官赶来维持秩序，高喊：“不用呶噪！”程正瀛已经红了眼，继续开枪，击毙黄坤荣和张文涛。阮荣发在逃跑时也被别人击毙，全营大乱。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跑步杀向楚望台军械所。

　　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10月12日 “熊一枪”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买了份报纸，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大喜：“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两个月后，他乘船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了熊秉坤，他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熊秉坤从此得名“熊一枪”。后来很多人说，熊秉坤是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具有宏观意义，言之成理。也有很多人说，真正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呀。熊秉坤对此回应：“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

　　1961年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他还意外地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向熊秉坤敬酒：“谢谢您打了第一枪，让我这个皇帝当不成了，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

　　熊秉坤大笑，与溥仪合影留念。

　　程正瀛在哪里呢？早在1916年，他就已经死了，据说死于革命党的内部斗争。(本刊辑)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