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辛亥百年，我们往哪里去
辛亥百年，我们往哪里去？
◎文_傅国涌
2011年，辛亥百年。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百年辛亥，我们纪念什么？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
相比之下，近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
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象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
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
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
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曾痛彻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
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
最近的三十年民生主义在大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
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
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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