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一场混沌不清却无可避免的大众动员
保路运动：一场混沌不清却无可避免的大众动员
◎文_宋石男
暗示出来的抗议
据学者萧功秦梳理，清末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国有三个阶段。
合股官办起于甲午之后，清廷主要通过“对外贷款为主、对内募股为辅”的方式兴建铁路，从1896年到1904年间，共建铁路1万3千余里，推动中国近代化步伐。但这种建路模式存在相当问题，导致中国铁路利权对外严重流失。
于是1904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响亮口号。是年，张之洞用650万美元巨资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此后，1905年至1908年间，各省商绅陆续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等承办权。然而，商办模式也有硬伤。除资金到位严重不足，修建进程外，不少地方自办铁路技术标准与其它地方不统一，而且一开始就不打算与其它地方铁路联网，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不能实现。
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15次调查之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在1909年大致成形。
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以代替军机大臣制。在备受诟病的“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即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各省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
现在看来，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未必合情。自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人普遍民族情绪高涨，对外国人深怀警惕乃至深恶痛绝。而多次沉重赔款的经历，又使得向外人借款是那么触动这个民族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清廷在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上违背程序正义，终于激起民间社会反弹。《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175公里，由四川人负责修建，全部预算为约7257万余两。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有四：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为最大宗，占川汉公司实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实收数，百分抽三。”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使多数川人与这条铁路发生实际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也是保路运动在川能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到1911年，实收股金1645万元，只及所需款数的1/10，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年时间才能完成。更离谱的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挪用路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损失本金200多万元。加上其它诸多损耗，川汉铁路公司总共花掉了近1000万元(含挪用造成的亏空)，只修了40英里的铁路。
由于自己不干净，最初川汉铁路公司并不反对清廷收回路权，只要能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如学者周锡瑞分析的，“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
四个被清廷错过的机会
在保路运动爆发前，对清廷来说，有四个扭转时局的机会，遗憾的是，清廷全都错过。
第一个转折点，即是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凭心而论，这项商业合同谈不上“卖国”。首先，年利息为5%的贷款属于低利率，清末中国钱庄平均利息高达12.5%—14.8%。其次，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无可厚非。最后，合同明确规定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然而，在当时排外高涨的背景下，合同内容一传到成都，舆论立即哗然，指控所谓国有就是卖路，卖路就是卖国！于是川人大噪，“亡国亡种”等危言也泛滥如潮。
其实，此时如果清廷接受川汉铁路股东照数归还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转机。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处理方案，拒还已用款项，更以“国家股票”形式攫取现存路款，同时下令查账目以示威胁。川省绅商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国家不予补偿亏空就夺走路权，意味着亏空永不可能补回来，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又由谁分担损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绅商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亏——川汉公司自己挪用款项去投机以致亏空，凭什么要国家为你买单？
四川绅商一方，拥有招之即来的“民气”和“爱国”道德制高点。清廷一方，则拥有看上去运转仍正常的国家机器。双方遂僵持不下。
6月27日，由罗纶等2400余人共同签名并由时任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的奏折，意味着保路运动从为私利而抵制国有的士绅阶层，蔓延至更广大人群。这2400余人，除领头者为士绅阶层外，主要是热血市民、学生与中下层百姓。他们坚持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借外债更会导外人干预财政，如此则“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足召亡国之祸”。
面对川人怒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不但不妥协或引导，反而继续以强力手段应对。8月初，王人文被清廷免职。第二个转折点在8月19日来临，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路权与资本尽失。
这做法把四川总督赵尔丰都惊住了，他赶紧给清廷上奏，希望从大局考虑，尽快改变铁路国有既定政策。
此时，朝廷和盛宣怀若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尚能控制局势。但因盛宣怀、端方两人的强硬态度，清廷最终没有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省局势日趋失控。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临时大会，向社会各界派发传单，号召全省罢课、罢市、罢工，并停止交纳一切厘税杂捐，直到朝廷收回成命，恢复川汉铁路商办。随后，四川各地开始罢课罢市抗税抗捐，不少市民还书写光绪帝神位，供以香火，旁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
此时保路运动已由开始的经济诉求转为政治运动。
当说，川督赵尔丰还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
赵尔丰的苦口婆心未能唤醒朝廷。盛宣怀与端方并非不知道局势严重，但前者为经营铁路可能产生的巨额利益，后者为运作四川总督进而返归重臣之列，坚持以强硬手段应对。9月2日，清廷下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民。9月5日，赵尔丰回电说，还是希望先抚，并警告说可能遇到庚子年间的乱事。但这时的赵尔丰已经扛不住了，端方不断上书弹劾他，盛宣怀也煽风点火，朝廷数次强硬下谕，而四川这边又民气高涨，傲慢无礼，他夹在中间，不但扛不住，也受够了。
于是，第三个转折点来临。9月7日晨，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人。赵尔丰以为擒贼擒王，乱事自可平息，但被动员起来的大众怎会罢休？成都民众成千上万，号泣呼怨，一拨拨涌入总督府大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激烈冲突中，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成都血案”，致32人死难。第二天，大雨竟日，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围观者想为死难者收尸，又继续要求放人，赵尔丰大约屠夫性子犯了，再令开枪，又数十人被枪杀。
此时清廷仍有挽回转机，那就是严惩杀人官员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将赵尔丰作为替罪羊背黑锅，可以平息民众怒火，至于铁路事宜，相信已经被震慑的四川绅商也不会要求太过分，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遗憾的是，9月8日，清廷又下谕令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赵尔丰没有照办，他知道再杀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变。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退路了。9月11日，赵尔丰发布拿办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后者非是争路，实是背逆朝廷。这等于定性保路运动为“反革命暴乱”。
即使在此时，清廷还有第四次机会。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乱的岑春煊并不赴任，而是致内阁代奏释放蒲殿俊等及发还路股电，建议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决不妄杀一个反对铁路国有的川人。他甚至还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
现在看来，岑春煊的建议极可能帮助清廷化解与民间社会的对立，进而平息全川骚乱。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被端方等人指责为沽名钓誉，意在攘夺内阁总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顺水推舟，你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老子还不干了！就此决不入川，要朝廷另请高明。
于是全川各地同志军起，赵尔丰下野，四川军政府成立，端方带鄂军入川平乱，在资州被杀。而兵备空虚的武昌，终于在楚望台发生新军起义，武汉独立，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清廷退位，民国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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