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边境山区 怒江岸边的求索
滇西边境山区
怒江岸边的求索
针对素质型贫困的特征，教育的意义在此地尤显突出，这是一个长久大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浦超吉哲鹏
山腰上，二十多年前建的叉叉房，木桩为柱，竹席为地，竹子当墙，每逢雨天屋内就滴漏难止，地上两张草席即是一家三口的床铺。
这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村民李小兰的家。她家种有1亩水田、5亩旱地，有时找点山茅野菜在赶集日去卖，农忙时还帮人打点短工，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年收入不足千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缺粮。
在这个寨子里，类似的极度贫困家庭还有十来家。
走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的几个村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同样的叉叉房，同样的家徒四壁，同样的深度贫困。多户农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政府送的电视机，最稳定的收入来自低保，60岁以上的老人则多一份养老补助金。
福贡县扶贫办主任郑宝记对本刊记者介绍，全县8.8万农业人口中，深度贫困人口(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785元以下)接近3万。
同处滇西边境山区，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本刊记者拟赴该地时，被告知已经封山。通往乡里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每年12月至次年5月，大雪封山长达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交通隔断，行人断绝，除用卫星移动通讯与外界交流外，独龙江乡基本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
靠山吃山
从远处望去，一条硬化了的山路，一直蜿蜒到山的背后。阳光照下去，如一条胶带贴在大山上。沿途是散居的村民。
这里是福贡县马吉乡马吉米村。由于山高坡陡，山路崎岖，一到下雨天就给村民的出行带来较大不便。受地形和资金的制约，当地政府部门只能硬化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台阶路，而这还是在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资金盘子中努力争取的成果。
副乡长张晓东和乡政府一名干事同本刊记者一起，拾阶而上。一些地方的台阶，陡峭程度大约有五六十度，不一会儿，三人便气喘吁吁，随后途中只能走走停停。
村民余志生家的叉叉房就建在斜坡上，本刊记者想要拍摄这一住所的全景时，几乎找不到平稳站立之处。
走进屋子，地上及四周全是竹子编制而成的竹席，只有横梁是木头，屋顶在云南省消除茅草房的过程中改成了石棉瓦。走在地上，摇摇晃晃。
随后的交流中，本刊记者得请乡政府干事做翻译。当地村民都说傈僳语，超过80%的村民不会讲普通话。
为改善居住环境，余志生一家在张晓东的担保下贷款1万元在江边建房，不过现在才打好地基。按当地平均水平，修建房子需要4万元以上，而没有任何积蓄的村民，即使有政府安居工程补助的1万元，加上1万元的贷款，建房仍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临走前，张晓东不忘提醒余志生妻子，“钱一定要保存好，不要随便花了。”
走访数家村民后，到山后走访的计划也难以实行，只好回到村委会。在这里，张晓东指着村委会的办公用房告诉记者，这里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都是泥石流冲积而成。村委会及一些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泥石流多发的流水边，所以一到下雨天就让当地干部提心吊胆。
对于这里的生存环境，在北京采访时，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本刊记者表示，“你到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什么是穷山恶水了。”
2012年春节前夕，本刊记者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镇开始，一路走访了11个乡、2个镇。前往福贡县的途中，汽车沿江而行，怒江大峡谷相对高差达两千多米，多呈“V”字形，江水就从这“V”字的尖底部流过，两边尽是平均坡度在40度以上的大小山梁和峰脊。目力所及之处，除了山还是山，几无可耕之地。一些民居散落在江水两岸，这已是当地较好的居住环境了，更多的人则居住在沿路看不见的深山中。
“我们这里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一路随行调研的福贡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王凯民告诉我们，在社会各界的帮扶下，一些村庄的出行条件有了较大改观，比如著名的“索道医生”邓前堆所在的石月亮乡拉马底村。“但总体仍旧艰难，上学远、看病远、赶集远的情况普遍存在。”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怒江州有关部门提出靠山吃山，开发山地生物资源，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的思路，目前已经形成林果基地和药材产业基地。
福贡县也围绕着相关产业做文章。福贡县扶贫办干部余四江告知，目前全县种植核桃超过10万亩、漆树10万亩、草果接近10万亩、云黄连约4万亩，初步形成了规模。
从全省来看，有关部门提出的设想是，到2015年，在贫困地区培育10个以上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大县，10户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扶贫龙头企业，贫困地区分别新增经济林果2000万亩、经济作物2000万亩以上，出栏大牲畜1000万头以上。
固土与固民
与全国其他多数特困片区相比，滇西边境山区的“边境”身份使其显得特别。仅怒江一州，国界线就长达449.5公里，散落在边境的民众就肩负着固守国土的责任。福贡县扶贫办副主任香思益形容，“每一个民众都是一名哨兵。”
中国国际扶贫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滇西边境山区靠近越南、缅甸等地方，对于边境的发展和扶贫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其他地方如果生存环境实在艰难还可以考虑用移走的办法，但边境这样的地方就难以沿用一般的方式。
“这样的地方，该花多少钱还得花。”云南省扶贫办主任王智接受本刊采访时以贡山县独龙江乡为例说，这里地处中缅边境，也是滇藏结合部，国土面积1994平方公里，国境线长97.3公里，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总人口5600多。如果单纯从扶贫的角度考虑，即使把五千多人全部搬迁出来并不十分艰难，必须考虑这里的民众代代生息在这里的习惯，还考虑到这里的区位特殊性，反复调研后还是认为，“不能动”。
之前相关部门投入2亿多元打通了独龙江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现在为了解决积雪封山不能通行这一问题，打通全长6000多米的隧道。王智算了一笔账，仅公路的投资就达七八亿元，加上对老百姓的投入，总数超过10亿元。如果是整体搬迁，2亿多元就够了。
这一地方，因其秀美的风光、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而闻名。与滇西边境山区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也属于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王智介绍，这里全是原始森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未来在建设时就不允许采用以农业为主的扶贫开发形式，要以旅游开发为主。对于一些不靠近边境的村，将进行适当合并，接下来将把40多个分散村合并成20多个，集中打造成特色旅游村。
根据独龙江乡地广人稀，独龙族群众居住高度分散，居住条件原始简陋，耕地面积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等实际情况，云南省制定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展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从2010年开始，共筹集86189.6万元，分年投入，实施以安居温饱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六大工程”。
2005～2010年，云南省先后组织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50亿元。在2008年至2010年第二轮兴边富民扶贫开发中，云南省政府累计投入5.8亿元，按每村补助50万元的标准，在边境25个县实施了170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效果较为明显。王智因此还建议，“十二五”期间每年继续安排2亿元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边境25个县贫困自然村的整村推进。
教育的承载
王智表示，与滇东北乌蒙山区的资源型贫困不同，滇西边境山区突出表现为素质型贫困。这一特征也被认为是当地扶贫面临的大难题之一。
怒江州扶贫办副主任刘会平说，由于地处偏僻、封闭落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不少民众几乎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只有6.2年，思想理念上和内地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再有是文盲率较高，村民普遍缺乏脱贫致富技能，农业科技普及率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与外界交往少，接受新生事物能力不强。
当地一位扶贫干部提醒本刊记者，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镇一直沿江而上，沿途的集市上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在离州府比较近的乡镇，村民买卖物品已经普遍用秤来量，较远的乡镇，商品就按堆卖了。越往山里走，这种现象越突出。
直接过渡现象在滇西边境山区不是个别的。怒江州扶贫办干部何伟荣介绍，全州29个乡镇中，18个属于直接过渡地区，集中于福贡和贡山两县，直接过渡区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62%，而各类人才仅占人口总数的3%。
针对素质型贫困的特征，教育的意义在此地尤显突出，这是一个长久大计。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学生对外面的世界了解非常少，且主要来自书本。福贡县上帕镇达普洛村实利底小学在怒江边的大山上，学校一到四年级共4个班、124名学生，仅6名教师，其中2名是代课老师。
校长邓四叶介绍，这里是高寒山区，学生99%是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大部分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学生一个月吃不到一次肉。学生的上学条件非常艰苦，住在怒江边的要爬山来上学。许多学生单程要走1个半小时，这样的学生有近50个。当地经常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遇到下大雨天气，学校就放假。
许多学生没去过县城。当本刊记者跟他们聊起载人飞船、人造卫星、奥运会等，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邓四叶说：“我们老师的文化素质也低，包括我自己对外界了解得也很少，我至今都没去过昆明。这些知识，老师都不太了解，也不好解释，不知道怎么教给学生。”
在怒江岸边的岩石上，本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宣传标语：“磨刀不误砍柴工，读完初中再打工。”一旁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从现在制定的规划来看，全州高中教育到“十三五”时期将覆盖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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