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2011：记者眼里的故乡
廉政瞭望201204期封面
温故2011
——记者眼里的故乡
这一次，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故乡。你总会梦到它，梦到每年春节回家的道路，汽笛声轰鸣；或是某个暗夜，你独自饮一杯茶水，它寂静无声的瞅你。梦里背影依旧，我们身子已经在离故乡很远的城市里走远。
故乡毕竟是乡愁。而现实，在这个春节，如你我所见：在某处，人情凋敝，似荒草疯长；生活夹缝间，城里人和农村人的身份焦虑隐约可见……当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我们的故乡，不可避免地，染上这个时代的底色。于这渐暖的春风中，我们想问问，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怎么样的发展。
在物欲横飞的当下，还有没有更值得我们守护的东西？
小镇留守者
文_艾冰
到手的5万元飞了
春节回家，在老家人面前提起王馨兰——一个68岁的客栈女老板，成了拉近关系的妙方。镇上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喜欢模仿她，学她昔日兼做媒婆的台词：“不方要说方，不圆要说圆”，“张家那个大哥，看上李家那个大姐”。
王馨兰曾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大年初三，我们到她的客栈探望。她很高兴，搬开桌凳，跳起了舞蹈《恭贺新禧》。接着拖来一麻袋红薯：“我开了个舞蹈班，这些都是学员送的。”语气随即又变得忧虑：“可惜是民间的，会不会被遣散哦？”
担心的背后实有隐情。不久前，镇上有干部看她在客栈外教一群人跳舞走步，便让她负责组建镇舞蹈队。“说是镇上春节‘文化套餐’之一，上级批下来有几千元资助呢。”但她把报告打上去后就杳无音讯。腊月廿五，她竟从电视上看到舞蹈队已经开始活动了，于是赶紧去镇政府，才得知舞蹈队改由某主任牵头成立，补助也由他掌管。该主任是王馨兰的远房亲戚，她不好意思去理论，补助和头衔也就没了下文。
几千元还只算热身。王馨兰最近面临的最大诱惑，相当于她一年半的收入。客栈近来生意寡淡，她早打算将其盘出去，到广东东莞儿子那里养老。腊月廿七，有个足浴中心的老板想租客栈，开价每年租金5万元，她一口答应下来。除夕下午，儿女从广东回到家，夸她终于“解放了思想”，还帮着打包行李。不料吃年夜饭时，王馨兰却开始唠叨客栈的来历，念起了去世多年的丈夫。“我不走了！”最后，她狠狠地用筷子敲了下碗。
听完她的叙述，大家都说这个变化太突然。她解释说：“其实那几天我一直在抠脑壳，后来想通了。娃儿老汉留下来的东西，不能让我给丢了。儿女在这里长大成人，这里是他们的念想。过年大家回来，其乐融融的不好？大城市人多车多，那个啥2.5好吓人哦。”这时，王馨兰的女儿悄悄告诉我，她和弟弟的孩子都跟随母亲生活。母亲不愿盘客栈，是不愿让子女担心，不愿给子女添麻烦。
利益、动心、挣扎、拒绝……可以说王馨兰固执、安土重迁，但不可否认，支配她行为的还是感情：对小镇的恨爱，对家人的守护。如今，我常常想起初三晚上，她两手托脸，“媒婆”式地描述在镇上受到的冷遇，抛下一句：“明早盘了房子去东莞。”初四早上，我却看到她带着孙子出现在市场，拿起几棵菜，称重前狠狠剥去皮，露出得意的神情。
被眼泪改变
春节高中同学会时，我见到了胡红梅，她从几十公里外赶来，风尘仆仆。
她无疑是当天的焦点人物。因为大家不能理解，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会回家乡，到一所乡镇中心校任教，大年三十也在学校度过。
大家的惊讶还在于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高中时尽管成绩拔尖，但个性极强、早恋、夜不归宿，加之衣食挑剔，如何处置她常让班主任头疼。
她道出了自己的经历：她上大学时和同班一名家底殷实的同学恋爱3年。快毕业时，她发现恋人并不专一。争吵中，对方说：“你是看中了我家的钱。”一气之下，她想躲起来不再见男友。正巧这时老家招教师，她回来应考，以总分第二名被分到乡镇中心校。
闲谈中，她聊得最多的是自己带的几名初二学生：大毛，留守儿童，反应快，能模仿小沈阳和杨坤；石头，天天听国际广播，口语流利，是外交官的料；刘成，父亲打工不归，母亲长期患病，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大年三十那天，胡红梅先到刘成家家访，之后又去学校值班，过了她此生最难忘的一个除夕。
胡红梅坦言，自己并非没想过离开。她说现在除了教英语，还当班主任，兼三门课，繁琐的日常事务让专业知识荒疏不少；大学同学不时传来出人头地的消息，她高兴之余也受着刺激；家人对她现在的状态不满，托亲戚帮忙在县上谋职。今年春节前，县上一所中学寄来借调函，结果却拗不过校长的挽留和学生们的眼泪。她记得孩子们哭的样子，记得那天是2012年1月13日。
在一个喧闹的KTV里，胡红梅给我看了她手机里存着的，曾在广西板烈村支教的法国志愿者卢安克的照片，她说卢是自己的榜样。她推崇其名言：农村和城市的人都太着急了，还没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我特有感触，尽管我不像他那么纯粹。”
“以后，你打算继续在那里教书吗？”告别时，我问。
“一年半之内是，把石头他们送走之后，我想到成都去做外贸，我离开‘商界’太久了。当然前提是把这拨学生带毕业。如果中途离开，就像欠了他们一样。”
“这么说，你是个临时留守者了。”有同学打趣道。
“至少明年你们回来，我还在嘛。”
对胡红梅而言，到中心校是误打误撞，她却在那里完成了DNA的置换。一个细节是，有人聊起她过去最懂的服饰，她也会参与，冷不丁说一句“英子(她的学生)穿一定好看。”我想知道，经年之后也许身为外企金领的她，会不会回想起大山里的日子。
守着“儿子”过春节
我的忘年交张大爷春节没回老家，而是在沿海某镇做了留守者。接到我的电话时，他正和律师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异乡过春节。
2010年夏天前，他和儿子张和都在该镇做工，一家人月收入过万元，生活安逸。张大爷说，2010年夏，儿子感觉身体不适，经某公办医院诊断为甲亢。用药后没几天，竟不治身亡。尸检表明他患的是冠心病，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但医院拒不认账，态度坚决。
悲痛之余，让张大爷更感蹊跷的是，“当初张和就诊有工厂领导陪同。出事后，我请领导前往指认，领导也去了，但不久他(领导)就被免职，销声匿迹了”。
“我一定要为儿子讨个说法。”张大爷叙述起这段有些悲凉：找律师时，本地资深律师告诉他，医院实力雄厚，打官司是以卵击石，他只好花大价钱请外地律师。上访中，他曾被接到“学习班”补课，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2011年春节回乡，亲友看他憔悴的样子，劝他放弃起诉回老家，还要安排他到某高档小区做工。过完大年，他留老婆在老家卖菜，自己仍去小镇，一边打零工，一边准备起诉书。但几个月后的法院一审，并没有支持他认定为重大医疗事故，赔偿损失的主张。
一晃2012年春节到了。张大爷在电话中透露了两件事：二审法院已将案子发回重审，一家人燃起了希望；老婆希望回来帮忙，张大爷尽管内心很愿意，还是拒绝了。他承诺尽快回家陪她，“不是现在，现在还得绷紧”。
张大爷压低声音说，二审时有不止一个工作人员私下里很同情他，还有工友为他出谋划策，这几乎是一年多来他得到的全部慰藉。他坦言，留在这个并不安详的小镇过节，作用并不大。但这是守着儿子，守着正义，守得值。趁春节这些天，他要和不回家的工友一起研究法律。“卑微的人相互扶持，就像一道光簇拥着另一道光。”
从老家回成都的路上，我仍在回味这段尚待调查的故事，想象张大爷在远方咬紧嘴唇的样子。脑子忽然闪过王馨兰的舞步、胡红梅的衣着。当诱惑或挫折来敲门，这群小人物都曾有动心，有挣扎、或退缩，最后还是在不同的小镇做了留守者，至少在目前。他们的故事引人思考，在物欲横飞的当下，是否还有更值得我们守护的东西？比如感情，比如坚持。他们的选择让人相信，正在沦陷的每个人的故乡，还有一些朴素而倔强的种子深埋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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