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美往事
盛美往事
文·图_潘则福
除夕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在这个阴冷的下午，我的叔叔在门口迎接我。稍后的年夜饭里，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依卿死了。
大过年的，我婶婶觉得我叔叔说这事多少不合时宜，希望他就此打住。
但我叔天生话痨，在随后的3个多小时里，他告诉我，腊月廿一，站在依卿的灵堂前，他有多无助。
彼时，两只蜡烛在灵位前一左一右忽明忽暗地燃着，三炷香袅袅飘向天际。
依卿哥
依卿死于一场意外。临近过年，一群无事可干的中年人一起去捕鱼。
捕鱼的地点位于我们生产队的农田里。十年前，村里的人纷纷把田的土卖给砖厂做砖。现在，每一块田，都是一口一米五深的小鱼塘。夏天，热的时候，有一些死鱼会浮在里面。
忙活半天，没捕到鱼，一群人觉得不过瘾。
有人提议，来点狠的。
依卿说，那就用电吧。很快，从附近的抽水站里，他的表弟把线接来了。倒腾许久，不见有鱼浮起，依卿要主动去看看。
许是有点激动，下船的瞬间，他脚底一滑，跌入田里。
220伏的电压灌进他的身体后，他全身乌黑的回到家门口。很快，他的灵堂被搭起。
依卿，我远房堂哥。1969年生人，在他43年的人生里，只有5年没在盛美村度过。那几年，他在石狮做皮衣生意，最风光的时候，他给他侄子的压岁钱是100块。而当时，我爸妈给我的压岁钱是5块钱。
他像1990年代每一个下海的人一样，有所斩获，但很快被各种开着“游艇”的人甩在身后，不再翻身。
比如，他的堂哥潘大吉。在1996年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大吉抄底房地产。据说他傍上了福州某郊区的一副区长。不消几年，新世纪的阳光中，大吉开着大奔回来。
这让依卿觉得很没面子。在他眼里，大吉不过是一个靠卖鱼丸发家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富有？
想想也就罢了，作为一个曾经的皮衣店老板，依卿办法并不多。
用政治来致富，在某次的酒局里，进入了依卿的视线。
“我想好了，先入党，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村委会。”2002年开春，依卿偷偷告诉我叔。
很快他入了党。至于他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党员，这已经成为一个迷。
竞选开始了，那时在依卿心里，村主任似乎成为他志在必得的职位。
但他没选上。得票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一。村里老牌政治势力——则颂家族的仰新当选。
几天后，依卿的竞选团队方惊觉有诈，怂恿依卿去镇政府查票。
官方查实后做出的结论是：则颂家族控制了从派发选票到唱票的整个环节。在统计和唱票时，大多数选票统计到了候选人仰新名下。
当晚，上面要求将消息控制在村委内，然后宣布选举作废，重新选举。
依卿以为自己有戏了。
结果却是另一候选人，村里的新首富建红当选。
没人获知依卿为了竞选花了多少钱，只知道，他家再也开不起那辆富康车了。
我叔回忆，在依卿竞选的那段时间，曾试图说服他在厦门的表哥投点钱，一起“大干一场”。对方反倒劝依卿不如来厦门开饭店赚钱，“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正月初三，我去依卿家看他妈妈，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后，她说，很遗憾，她儿子没留下一张照片。那天，她反复地问我：“有没什么办法把依卿的照片和我们的照片变成一张 ‘全家福’？”
洪军伯父
依卿之后，我想和你聊聊我的伯父潘洪军。我和他准确的关系是——他的爷爷和我爸的爷爷是亲兄弟。
正月初一的晚上，龙年第一天，他体内的一股血和他过不去，突发脑溢血，就走了。
其实他原名不叫潘洪军，叫潘洪。23岁去安徽参了军后，他给自己改了名字。因为这事，他和他爸大吵一架，从此不相往来。
退伍回来，他仍然当农民。有点胖的他，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不像当过兵。农忙插秧时，别人一天可以插一亩多田，他一般只可以完成6、7分。他说话时，忍不住会蹦出几句安徽话，屡被乡人们嘲笑。
因为吃东西吃得多，吃得快，也成为笑柄。他自己统计过，在村里，不取笑他的人在10个以内。
1990年，他37岁的时候，他妈给他娶了一个山区的老婆。
他们没有共同话题，于是他选择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偶尔过年回来。
长期的分居使得他们存在着隔膜。结婚7年，才生了我堂弟。
上了50岁后，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平常从福州的工厂回家，与老婆对坐，也是一言不发。我伯母要不叫，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平庸”的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伯母数落的对象。
发展到后来，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比如，他父母留下的宅基地，被几个兄弟卖了几万块钱，他也不知道。
我国庆回家结婚的时候，不到60岁的他已经身形佝偻，皮肤粗糙，脚步滞重。
我堂弟说，除了打牌赢钱，他的脸上会绽放灿烂的笑容，多数时间里，他面无表情。去年夏天被厂里辞退后，他每天就是在家往地里挑点粪，偶尔种点菜。
伯父在60岁的第一天安然去世。去世的前一天夜里，他和儿子下了几盘象棋，互有胜负，喝了碗青红酒后，他上楼开怀睡去。
叔公
送走了洪军伯父，我和我叔想喝酒了。因为第二天，我又要离开这个村庄了。
“你看过《动物凶猛》吗？”我叔问我。
“看过。”
“走到哪里，都别忘了……回家的路。”很难看见我叔咽下一口酒，会这么困难。
我很不确定，我叔当时念起的，是不是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的那句话——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这样的夜晚，两个男人间，唯有抽烟喝酒。后来，我叔公也出现在酒局里。
年岁渐长后，我叔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前醉了后喜欢睡觉，后来变成了吹牛，乱吹。
唯一的例外是说起他的爸爸，我叔公。事实上，他很想进入他爹的内心。
1966年到来，作为富农的叔公被运动裹挟，每天的工作是接受批斗。一个名叫潘启深的造反派头头崭露头角，在各种械斗场合中树立了威信，并以此积聚了人气。
为了少挨打，叔公开始告密。在后来3个月内，他成功完成了对好友阿怀的揭发。很快，阿怀的成分从贫农变成富农。
“文革”甫过，我叔公心有余悸，假装安心种田。到了1980年代，潘启深重返村里的政治舞台，重新巩固了他的势力。
颇有文化的叔公被潘启深看中，成了村里的会计。一年后，又兼任启深纸品厂的会计。
1986年，无法融入官场氛围的叔公，心生退意。
提起那个改变命运的运动，叔公总以“潮流”为由解释遭逢的时乖命蹇。这晚，亦不例外。
“潮流是无法抗拒的，你能抗拒吗？”他这样反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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