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故乡
城市人·农村人
文·图_木木
已经有10多年没回巴中——一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小城。回去之前，我曾经给我一岁多的女儿描述，或者说是承诺，可以带她去看儿歌中所唱的“鸡妈妈”生蛋，那蛋会是温热的、蛋壳甚至是软软的；还可以帮她在农村的柴火中烘烤红薯，外皮有点焦，剥开，冒着热气，甜糯化渣……我对女儿说：宝宝，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农村。
回家的旅程在匆忙与平淡中展开，不过，预想中的颠簸与极度漫长并没有如期而至。广巴高速通了，感觉到了广元，巴中的山山水水很快就露出眉眼来。
按照原先的计划，我们先到巴中市区的大姨家放下行李。公婆先就说了，市里的条件肯定要好些，“以前在乡下过年，晚上那个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冷得刺骨；乡下的老棉絮，硬邦邦，冷冰冰，大人娃娃都遭罪”。
农村篇
风俗使然。第二天的大年，我们拖家携口，赶在12点前去公公的农村家里团年。但不那么合风俗的是，因为公公两个兄弟的境况不是很好，不太乐意“现相”，大家就在公公的妹妹家里聚一聚，吃过饭就赶回市区。
临近村子，因为头天晚上下过雨，刚铺上些碎石子的机耕道十分泥泞，小车几次“冲刺”都没驶出泥泞区。很奇怪的是，临近村子的一条小街道也没什么人，冷冷清清，我们找不到什么可以帮忙推车的人，只好就近停车，大家在泥泞里“挑拣”着还能落脚的地方搀扶而行。因为路况的糟糕，我们对眼前的团年饭的预期下降了。
远远地，亲戚们已经在路边等待迎接。背景是三层的小洋楼，墙面的瓷砖在阳光下白亮白亮地发光。进得屋来，往昔印象里有些“蔫”的姑父异常热情好客，指挥两个女儿论件搬出椰汁和可乐，又专门替我们家宝宝买了一件旺仔牛奶——这让我们十分讶异，姑父带些自得的神色，也让人咂摸。
落座后，他递了一盒中华烟给公公，不但从往昔的几块钱一包上了几个档次，而且不再是扣扣索索地摸出一支来散发。但公公并不十分领情，私下说：只知道中华，还是个土冒。
姑父今年时运来济，出省包了几个工程，据说，五月前就会有上百万元的尾款到账。对很多农村人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想也不敢想的一笔钱，为此，姑父很得意，说话声音大了，走路腰也挺直了。但是姑父对大城市来的公公还是非常尊重，他觉得公公见过世面，有文化，“不像农村人，话都不会说”，甚至对作为小辈的我们，姑父也在饭桌上专门敬酒。尽管我只是成都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但姑父觉得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体面，都是有“身份”的人。“身份”，这是姑父在微醺时仍念叨的字眼。
酒酣耳热，姑父说他并不愿意一直做个包工头，“是赚了，风险也大。去了城里，人家还是瞧不起，没什么身份地位”。他也提到，大女子在成都找到工作了，嚷嚷着让发了财的父亲支援买个房，定居下来。“女子买啥房呢，要买也是给我小儿子买。我也没指望儿子养老，我现在每年交7000多社保哩，但是房子肯定只能给儿子买……”姑父在迷糊中嘟囔着，烦恼着。婆婆在一旁规劝，给女娃娃买房不一样吗，老了，想在女子那里住就在女子那里住，想在儿子那里住就在儿子那里住。婆婆觉得姑父思想很落后，不开化，隐隐地，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作为城市人的得意也在闪烁。
席间，远在厦门当兵的侄子打电话给公公，说是早知道我们一家要来，无论如何也要回来之类——当然，这话是作不得准的。姑父说，很多在外工作或者打工的人，觉得农村过年远不如城市热闹洋盘，跟老年人相对也无趣得很，因此，一年年地，回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说好吃了午饭就回，但姑父极力挽留，婆婆“巡视”了一遍床铺被褥，看到大床厚被，也就罢了。夜幕降临，姑父搬出一箱箱烟花来放，呯呯砰砰，烟花没入夜空，刹那炫目，又很快散落，宁静的村庄，在烟花过后似乎更加寂寥。
次日，姑父邀请另外两个兄弟来吃饭，一家来了，一家没来。来的一家，指望在姑父的工程上谋个职位；没来的一家，在姑父的工程上受了点伤，按姑父的话说，讹了几万块钱，但拿到钱后发现并不能因此致富，因此颇有怨言。
终于，我们的车在装载了几大箱香肠腊肉后，沉重起程。婆婆说，这次他们还比较懂事。不过女儿比较失望，她对香肠腊肉不感兴趣，只想看看“鸡妈妈”，但对富裕起来的和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养鸡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城市篇
市区的第一天，在婆婆的一个侄子开的饭馆里度过。
之所以第一天安排在这里，因为他是这一辈唯一的男丁，但是，这个“唯一”在老辈人眼中过得并不那么好。早年所呆的工厂破产下岗，媳妇又是个家庭妇女，“迫于生计，讨碗饭吃，开了这个饭馆”。
也许是在过年期间，生意很好，小俩口除了招呼我们吃饭，还要代替回老家的服务员跑腿，忙得脚不沾地。做公务员的一个堂姐告诉我，馆子虽小，赚的钱不比大饭店的少。尽管如此，堂哥脸上的笑容并不怎么多。婆婆说估计是因为太累了，一年到头，都要守着这个店，没有什么休息日。
第二天一早，堂哥带着媳妇挑了客少的时候专程到大姨家来看望我们，匆匆摆谈几句，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最没出息的一个，“平常也不大到姨家来，一身的厨房味儿，怕给大姨丢面子”。——的确，大姨家号称书香门第，客厅挂满的字画也颇有些“君子远庖厨”的意味。
谈到未来，堂哥有些茫然和焦虑，“饭馆现在生意还可以，但谁也不能保证长久红火。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孩子很快就要上大学、踏足社会，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没身份没地位，拿不出手，也对他没啥帮助………”不到40岁的脸上，满布着疲惫和无奈，“做梦也想歇口气呢”！
说到底，堂哥还是想谋个正式工作，“生活稳定，有自己的关系和人脉，不要逢人就被说成是开饭馆的”。我说，饭馆做大了，自然也有身份地位了，但堂哥并不以为然：做大谈何容易，要资金、要人脉，街面上小饭馆那么多，还不就是个养家糊口。在城市里生活，没有正式工作，如果不能多挣点钱，也许就只能成为城市贫民，“连农民都比不上”。
堂哥之后，我们被公务员堂姐接管了。堂姐的薪水并不高，但是吃穿用度都很讲究。她自己说，每个月存不了钱，但饭碗是稳当的，不怕。
其实，早些年的堂姐并不是这样，颇有一股敢想敢干的劲头儿。还曾经停薪留职下海去过。生意做起来了，也赚了些钱，但家里人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外闯荡，不是正道，“有了孩子，就安稳下来做公务员吧”。
堂姐也有很多想法，比如送孩子到成都念书，但最终，她觉得，小城的生活也不错，“这里的教育也越来越好了”，虽然我跟她都知道，再怎么好，离大城市的教育肯定还是有距离的，但生活已经这样，还能怎样呢？
在某茶楼喝水。堂姐才几岁的小孩颇为老练地点饮品：摩卡一壶，冰拿铁一杯，跳舞拿铁一杯。在幽暗灯光的榻座里，堂姐说，这里的拿铁是美式的，分三层；法式的拿铁是两层……“要享受生活，总是劳碌奔命有什么意思？”
晚饭，自然也是选的当地比较有面子的餐馆。欢声笑语中，顶灯下的堂姐似乎有一些淡淡的落寞，但因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城市人的体面，总是左右逢源、机巧自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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