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回归

决策杂志第8期封面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敏   王运宝   徐浩程  晏瑾

　　策划人语

　　“你快回来！”这是2012年最深情的呼唤。

　　面临经济一路下行压力，浙江对省外浙商高调喊话，希望游子归乡，纾解困局。

　　浙商回归是个老话题，但回归成为浙江省2012年“一号工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708个亿，是半年来省外浙商回馈家乡的一份重礼，这是资本的理性回归，还是乡情召唤下的感性行动？

　　曾经秉持“无为而治”的浙江政府，以强势姿态推动“一号工程”。这是一场不以招商之名进行的招商竞争，浙江正在做的，是不出浙江就实现在全国范围招商的目的。

　　“浙江人经济”正在更多地转化为“浙江经济”，浙江的GNP正在更多地转化为浙江的GDP。不得不说，这是浙江纾解自身发展之困的一出妙招。

　　浙商回归，对浙江、对长三角、对中西部、乃至对整个中国来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涟漪？

　　其对区域竞争格局的影响，目前虽不甚清晰，但可以预测的是，那些对此反应迟钝的省份，会为优质发展要素的流失付出代价。

　　浙商回归，大幕初启；更多变化，已现端倪。

　　浙江为什么“急”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回归，已成为600万全球浙商的流行语，同时也是浙江全省最强劲的政策主题词。

　　2011年10月首届全球浙商大会上，浙江喊出了一句情意拳拳的话：“你快回来！”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早在2006年就出现在浙江省党政文件中的“回归”，上升为全浙江的“一号工程”。

　　浙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决策实施浙商回归？从浙江发展态势上能找到答案吗？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大到长三角乃至宏观经济趋势，又会发现哪些深层次因素？

　　浙江“下行”

　　以2012年上半年来看，杭州的经济总量和增速，双双被南京超过。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压南京的。

　　“浙江一路爬坡过坎走到现在，如果过去爬的是15度、20度的缓坡，那么现在面对的就是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省长夏宝龙的概括，恰当地表述出浙江经济面临的局势。但比爬坡更严峻的，是浙江经济的下行压力。

　　日前，2012年上半年地区经济成绩单都已公布，浙江经济增速7.4%，再次低于全国水平，在省级排名中倒数第二。同时，浙江经济的三个领头羊——杭州、宁波、温州的增速分别为7.5%、7.1%、5%，全都低于全国水平。其实，这早已不是“中国经济优等生”浙江第一次面对经济尴尬。如果把视野放长到最近的10年，会更有说服力。

　　本刊记者逐年梳理2002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03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高点，2004年基本延续高增长态势，但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此后虽然在2007年出现过一次上扬，但浙江经济的核心指标，尤其是体现经济竞争力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投资增速，都是一条下行的曲线。

　　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为例，2003年增长16.6%，达到最高峰，然后一直震荡下行，2008年跌破个位数，为9.4%，2009年继续走低到6.8%。2011年与2012年上半年，仍然是延续个位数增长。

　　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先发地区，工业发展是最大的支撑力，但10年来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个核心指标上，浙江一直表现平平。只有2003年、2004年突破20%的增速，此后一直在低位徘徊，最低的2009年，增速只有6.2%。与全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对比发现，10年中有5年是低于全国水平的。

　　工业增加值下行，直接造成浙江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双双趋缓。放在全国经济“第一方阵”浙江、广东、江苏、山东4省来看，“十一五”时期，浙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11.9%，分别比广东、江苏、山东低0.5、1.6、1.2个百分点。相比经济总量处于第5位的河南，浙江的经济增速还低了1个百分点。

　　不仅浙江全省经济下行，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样板房”的温州，也早已失去了往日风采，被媒体形容为“危城”。温州产业发展“未熟先衰”，工业空心化让温州失去抗风险能力。温州的两个同省兄弟杭州、宁波，表现也不够强劲。以最新的2012年上半年来看，杭州的经济总量和增速，双双被南京超过。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压南京的。同期，宁波也已落后于同等级别的深圳、青岛和大连，更是低于同在长三角的苏州和无锡。

　　浙江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明显。10年中在2003年出现最高值，增长46.4%，此后一直处于增速减缓态势，最低的2008年为-11%。到2012年上半年，浙江出口增速也仅为3.2%，低于全国增速4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浙江有超过一半的月份出口增速低于全国水平，表明浙江外贸的先发优势正逐步消失。

　　外需锐减、内需趋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就要发挥主力军作用。但从2002年以来的苏浙两省主要经济数据比较中清晰地看到，浙江投资更不给力。

　　长三角经济倾斜

　　浙江为什么会在长三角经济中出现倾斜？大家普遍认为，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和江苏有效投资拉动，是两方面的主因。

　　由于同属长三角核心，又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标兵，浙江与江苏的比较，总是在采访中被提起。从10年来苏浙两省的经济曲线上，更能说明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苏浙两省经济总量的变化态势。2004年，江苏的增速反超浙江，此后江苏的变化非常平稳，都处在两位数增长的区间上，没有浙江那样的起落。从总体趋势来看，浙江10年的平均增速是12.09%，同期江苏是13.29%，平均每年高出浙江1.2个百分点。虽然数字不大，但经过10年的持续累计，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江苏增速反超浙江的2004年，苏浙两省总量差距是4269.4亿元，浙江经济总量占到江苏的72.48%。到2011年时，扩大到16606.3亿元，浙江经济总量相对江苏的比例，下降为65.88%。

　　其次，放在整个长三角来看，2002年，浙江占长三角沪苏浙经济总量的32.34%，江苏占44.85%；进入“十一五”开局之年的2006年，浙江占32.94%，江苏占45.37%；“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的2010年，浙江占长三角经济总量下降为32%，江苏则上升为47.12%。进入2011年，浙江还是占32%，江苏则继续保持上升，占到了48.7%。区域经济竞争不进则退，苏浙两省一快一慢，长三角经济出现倾斜。

　　其实，不仅经济总量上浙江相比江苏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在体现经济增长核心支撑力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上，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江苏一直稳定地处在15%左右的增长曲线上，浙江的增速则全部落后于江苏。

　　浙江为什么会在长三角经济中出现倾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采访中，大家普遍认为，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和江苏有效投资拉动，是两方面的主因。

　　先看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达和民间投资活跃，一直是“资源小省”浙江最大的优势。但今非昔比，“江苏的民营经济总量、民间投资总额、民营经济上缴税收等指标，已全面超过浙江。”在2012年1月30日召开的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在弱化。在中国民营经济500强榜单上，浙江的入围企业数量持续下降，由2006年时的203家下降至2011年的144家。”这表明浙江的上榜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了30%。  

　　再看江苏的有效投资。2003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反超浙江，这一年的差距是浙江仅比江苏少了388.8亿元。此后经过9年的连续反超，到2011年时，江苏竟然比浙江多了12009.4亿元，这个差距数是2003年的31倍。不仅与江苏的差距越拉越大，相比同在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山东、广东，浙江投资年均增长13.1%，分别低了7和4.4个百分点。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核心指标是工业投资。根据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来看，从2002年到2005年，浙江连续超过江苏。2006年时，江苏才反超浙江，当年的差距是江苏比浙江仅仅多了185.2亿元。经过5年的持续发力，到2011年，江苏的工业投资相比浙江多出了8561亿元，是2006年差距数的46倍多。

　　同样是在2011年，江苏工业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达到13081亿元，与浙江省全部固定资产投资14290亿元相比，仅仅少了1209亿元。这就意味着江苏仅仅在制造业上的投资，就相当于浙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91.53%。苏浙两省的投资强度差距，清晰可见。

　　对于有效投资乏力的影响，夏宝龙在浙商创业创新会议上分析说：“工业投资直接影响即期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后劲，没有一定的有效投资增幅，存量难调整，增量上不去，转型升级、调整结构就会落空。”

　　那么，浙江缺钱吗？浙江投资乏力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矛盾

　　浙江仅有1/3强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而江苏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工业投资中更有绝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业中。

　　7月26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与网友面对面时分析说：“温州经济总量下滑的直接原因还是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前些年整个温州的生产性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缺乏，导致后面的整个产出不足。”从数字角度来讲，本世纪前10年，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不足，带来温州的生产能力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欠缺。”陈德荣说。

　　温州可以说是浙江10年来投资乏力的缩影。但浙江在投资总量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是一个方面，在投资结构上的差距也是日益明显。

　　以2011年的数据来看，浙江省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6.47%，而同年江苏省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37%，江苏省制造业投资更是占全部工业投资的95%。换句话说，浙江仅有1/3强的投资是进入工业领域的，而江苏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进入工业领域，工业投资中更有绝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业中。

　　但是，浙江省近2/3投资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浙商资本就持续投入房地产、股市、基金、高利贷、担保公司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以及到省外炒作资源赚取暴利。

　　这种投资方向，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浙江投资一直处在低位运行状态，不仅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东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说。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连续8年低于全国水平。其中，2008年下降到10.4%，直接影响到2009年浙江经济增速跌破个位数。

　　由此，陈德荣认为：“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特别是生产性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是温州在整个‘十二五’乃至‘十三五’发展工作的重点。”温州如此，浙江也是如此。但是，加大投资强度的钱从哪里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与江苏的比较分析中，会看得更清楚。10年来，江苏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投资结构，即国企、民企、外资三分天下有其一。“浙江也曾学习江苏，努力形成三个三分之一的投资结构。”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吕福新告诉《决策》。

　　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一是国企投资总量不明显。在全国各地纷纷与央企签订合作协议的高潮中，浙江没有挤上头班车，主要是浙江能提供给央企的腾挪空间有限，比如土地问题。二是浙江利用外资也不明显。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江苏在2002年突破100亿美元，2003年上升为全国第一，而同年浙江仅有江苏的34.68%，浙江直到2010年才达到江苏2002年的水平。在2011年，浙江利用外资总量也仅占江苏总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个百分点。

　　在这种投资来源结构下，吕福新分析说：“浙江引入外资和央企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政府所期望的程度，浙江的增长靠什么？自然就是考虑浙江自身的优势。浙商资本就是浙江最大的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的回归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我认为是明智之举”。

　　但资金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口结构。

　　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就业和人口结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浙江常住人口5443万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1182万，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入813万人，相当于流入了一个海南省(867万人)，而江苏十年只增加428万人。“十五”期间，浙江年均净流入22万人左右，江苏是29.5万人；“十一五”时间，浙江年均净流入79.8万人，而江苏只有6.1万人。

　　大量低素质人进来的同时，带着资本、技术的人——浙商离开浙江，这种人口“逆向”流动的格局，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浙江的转型。“浙江目前的产业结构，吸纳了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进入，不仅加剧了资源消耗，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管理问题，增加了沉重的社会负担，严重制约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夏宝龙在浙商创业创新会议上分析说。

　　因此，浙江决策吸引浙商回归、人才回归发展高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一是能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是用产业门槛限制低素质劳动力流入。对此，夏宝龙认为：“通过这样一增一减，来优化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而构筑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

　　由此可见，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浙江呼唤浙商回归，可以利用浙商手中的存量资金来增加有效投入，振兴实体经济，进而也能够改变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说，这是浙江发展升级的需求与浙商资本的投资诉求，在“回归”上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