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不能是简单增加投资”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实习记者 晏 瑾

　　对话嘉宾

　　徐志宏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建国  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

　　吕福新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

　　马良华  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周 炜  广德县招商局局长

　　为什么是总部经济

　　在实践上，现在浙商回归中的总部经济主要是与楼宇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较低的成本价格，将一些楼宇转让或者鼓励回归的浙商新建楼宇，之后要求一年创造多少产值、多少利税等。

　　《决策》：此次浙商回归，为什么会将总部经济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徐志宏：总部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次浙江提出要集聚发展浙商总部经济，引导浙商把总部留在浙江，引导浙商把总部回归浙江，大力发展我们的总部经济，将研发设计、营销管理、高端制造的核心环节布局在浙江，要打造一个浙商的总部经济基地。

　　为什么打造总部经济？主要是它能带来很大的综合性效益，首先是税收贡献的效益；二是产业的乘数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的产业发展；三是消费带动效益，拉动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等，还有劳动就业，以及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能够提高城市的区域品牌，拉动地产升温，也使资本升值，所以我们把打造浙商的总部经济放在投资领域的第一个环节。

　　《决策》：应该如何来理解此次浙江重点打造的总部经济？

　　徐志宏：总部经济不是简单的在城市里建几个总部，总部经济是指区域集聚企业总部，同时辐射周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主要的特点就是总部布局在人才、信息、金融密集的城市，而将生产基地布局在土地、原材料充足的周边及欠发达地区。所以讲到总部就要讲到产业，只有这样，企业才可以依托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同时又可以利用欠发达地区比较低成本的常规资源，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总部经济不仅是建一个总部大楼，建总部大楼的同时也可以把它所关联的产业链布局在浙江，布局在浙江的欠发达地区。

　　总部经济形成的条件有几个：一是该区域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力和科教资源，能够以较低成本的资源密集性来进行创新、创造、研发。二是该区域要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信息资源，能够便于和外部进行联系。三是该区域具有良好的法制制度环境，具有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四是该区域具有各种专业化服务支撑的支撑体系，包括金融、商贸、物流、培训等等。只有有了这些条件，才能更好地吸引总部回来，更有利总部的建立和发展。

　　吕福新：总部经济的提法，现在很多，比如永康的五金产业比较集中，它提出了一个永康总部的概念。但在实践上，现在浙商回归中的总部经济主要是与楼宇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较低的成本价格，将一些楼宇转让或者鼓励回归的浙商新建楼宇，之后要求一年创造多少产值、多少利税等。

　　浙江提出打造总部经济，最初的设想肯定是希望把企业的研发、品牌等这些环节引回来。但企业中这些环节，需要与整个产业对接起来才行。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浙商回归的总部经济其实还是处于初创阶段。回归不能是简单的增加在浙江本身的投资量，而是要与浙江本身的产业如何对接，如何推动和促使浙江产业的提升；还有就是如何促使浙江整体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决策》：浙江为浙商回归打造总部经济提供了哪些平台？

　　徐志宏：我们鼓励浙商，参与到我们的四大平台中去，一是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我们规划了7个市、47个县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示范区重点投资领域，主要的量化目标是在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要达到7000亿元，2010年的时候我们是3500亿元，也就是说翻一番。

　　二是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战略定位是浙江海洋发展的先导区，是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我国的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三是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四是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浙江还在打造14个产业集聚区，9个在沿海，5个在内陆山区，同时有40个现代服务业产业示范区。

　　此外，我们正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省里召开了一个新型城市化的工作会议，对我们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总体布局。大家知道要打造总部经济，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浙江城镇体系总的空间布局是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我们要打造三大城市群：一个是杭州湾，一个是温台，还有是浙中。四大都市区，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还有7个省内的中心城市和60个左右的县域的中心城市。这些无疑为浙商回归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决策》：那在此次浙商回归中，浙江对于总部经济有什么政策？

　　徐志宏：总部激励政策包括：浙江省将对浙商回归设立总部的给予减免房产税和水利建设资金，对引进省外、境外企业总部的给予三年内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资金。当然省里也正在研究总部经济政策，但是考虑到各个市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鼓励各个市先出台总部经济政策，像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都已经相继出台了，所以我们特别支持对企业是一企一策，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同时省财政、地方财政也会给予一定奖励。

　　发展总部经济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浙商已经进入到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阶段，浙江转型发展为浙商回归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全省支持浙商回归创业、做大做强总部经济。

　　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浙江政府的企业精神不强，因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虑如何顺应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大家讲的“无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对接，加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决策》：应该如何看待浙江如此强调总部经济？

　　吕福新：我们回头来看浙商的外迁。最初浙江外迁的主要是贸易，后来出现了资本的外迁、制造业的外迁以及市场的外迁。最后出现了企业家的外迁，这才是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

　　现在浙江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在企业家外流上没有高度关注，他们关注的还是实业和资本。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来讲，它直接显现出来的是实业和资本，但事实是，实业和资本的背后，更重要的还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对浙江应该是更突出的，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决策》：那高新技术产业呢？

　　吕福新：先说说浙江前几年提出的“腾笼换鸟”吧。当初提出“腾笼换鸟”，是想用浙江有限的要素资源，推动和促使高科技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水平。这个愿望是比较好的，但在实际中受一些制约因素的限制。

　　第一，浙江高端要素比较缺乏，浙江高校、科研机构在全国，尤其是与江苏比，是不多的。

　　第二，从技术积累的角度来说，浙江乃至全国的技术积累是有限的。技术是个系统性的东西，它并不是仅仅靠某一个环节，浙江从技术积累来讲远远不够。现在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新技术，它是组装性的，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所以说，浙江产业提升是受到制约和限制的。此前，一些企业转移出去了，并不意味着，省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应的就发展起来。同样，现在浙商回归，也不意味着浙江省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发展起来。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仅仅从外部着手。

　　《决策》：应该如何来看待浙商的回归？

　　马良华：资本都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来，浙江引浙商回归，浙商回来总要有利可图吧。那么利益从哪里来呢？一个是政府给政策，另一个就是浙商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回归最关键的，真正能够吸引浙商回归的，一定是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环境从市场秩序、社会稳定性以及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来说，浙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只是影响投资的一些方面，投资者考虑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环境，比如政府效率和态度、土地、税收、劳动力成本等等。

　　《决策》：从这半年来看，浙江政府在引浙商回归上，做了不少事。这是否应该算是环境因素之一？

　　吕福新：在浙江引浙商回归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浙江政府的一些变化，就是向江苏政府学习，增强政府的企业精神。

　　此前，浙江政府的企业精神不强，因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虑如何顺应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大家讲的“无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对接，加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得益于浙商回归推动。省外浙商，他们在外地已经接受、认同了当地政府的行为方式，他就会把这样的期望和要求也带回来，从而促使浙江政府更开放、开明一些，与浙商、企业家的对话更加强一些。

　　《决策》：应当如何来理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

　　周炜：在实际工作中，我对此的感受就是，现在企业转移已经不仅仅是看政策上扶持多少钱、奖励多少钱，而是看重政府能帮助企业做什么。

　　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一家企业就对我们说，在他们当地，政府会如何帮助他们与外资对接、如何帮助他们转化科技成果，如何帮助他们上市。这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其实就是一个区域的大环境的塑造，这些很重要。

　　《决策》：作为一个浙商，具体到实际，最看重大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呢？

　　何建国：企业是趋利性的，我选择投资有三个要素，一是平安，二是快乐，三是赚钱。平安，人要平安企业要平安，包括政府对企业家的保护，政府对企业干预要小。企业要有一个宽容的空间。当然赚不到钱也不行。这些综合起来就是环境。这六个字很土、很普通，但是能做到就非常好。